养老市场化尴尬：这边床位告急 那边空置四成

面对床位的高空置率，涨价对这些民办的养老院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易说涨就涨的事。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闫青春：

公立民办不能搞分化社会资源应“雨露均沾”

公立还是民办？

目前我国养老机构的形式泾渭分明。其中，公立养老机构享受着政府在土地、人员、运营等方面的大量资金投入，几乎可以实现零成本运营，而民办养老机构享受到的补贴却微乎其微，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民办养老机构的主要力量？为此，《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闫青春。

他认为，要想解决养老难题，民办养老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均分社会资源，“雨露均沾”，公立、民办共享，形成真正的市场化养老才是出路。

目标任务完成难度大

NBD：按照民政部和发改委之前提出的，养老床位与老年人口的比例，到2015年要增长到30‰。目前现状怎样，能否完成这个预期目标？

闫青春：截至2012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4.3%，与2011年相比增加了900万人，增加了0.6个百分点，但是整个养老床位的增长数和老年人的增长数却不相匹配。

我们推算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的数量将达到2.2亿，要达到这个时候的30‰就是663万张床位，还要增长280万张。从床位建设投入上来看，按照全国统算，东部发达地区养老机构建设一张床位的投入大致是30万~50万元，中部是20万~35万元，西部是8万~20万元。即使取比较低的建设投入数据，按照10万元一张的床位建设费来计算，也还要投进2800亿元才能完成280万张床位的建设目标，一年要900多亿元。

但是，按照目前所能支配的财力、物力，完全靠政府的力量肯定完不成，必须调动社会力量，如果我们的支持、配套政策跟不上，没有新的制度和办法出台的话，要想完成这样的目标很困难。

NBD：现在，社区、居家养老提得比较多。这两种养老方式，目前情况如何？

闫青春：从社区、居家养老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老年人更多地在家里居住，由社区来提供相应的支持和照顾。但现实问题是，我国社区养老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乐观，全国的城市社区平均下来，只有30%~40%的社区建设有比较完备的养老机构设施。

至于农村，状况更不好，除了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村委会建有一些养老设施外，中部、西部地区农村的空白点很多，特别是西部边缘地区的农村，估计连10%都不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居家养老都比较困难，如果现在不采取有效措施，要想完成既定目标，十分困难。

政府应广撒“胡椒面”

NBD：现在养老各方面形势都比较严峻，从养老机构建设来看，您认为政府应该如何做呢？

闫青春：各级政府不仅要加大投入，还要改变资助的投入方式和经办方式，转变政府职能，采取民办公助、公办民营等多种形式。

所谓民办公助，就是用政府的资源动员社会力量来办养老机构。比如现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台了一些政策，资助社会建设床位，北京每张床位资助1.2 万~1.6万元，上海资助2万元，这样相当于政府用原本建设一张床位的钱，来资助社会建设更多张床位，使得政府有限的资源发挥放大效应。

NBD：目前政府在鼓励养老机构建设方面的投入与扶持政策不算少，为什么难见成效？

闫青春：政府办的养老机构既帮助盖房，又补贴运营经费，与民办养老机构相比，几乎是零成本竞争，形成了不平等的二元竞争体制。

现在还出现了新情况，由于享受大量的政府资源投入，公办养老机构越办越奢华，导致真正需要扶持的老人，因支付不起高额费用，越来越难以进入公办养老机构。另外，从政策源头上看，虽然有相关政策的出台，但是真正落地的不多。

养老不能全靠政府

NBD：按您所说，公立养老机构过多的资源优势，反而是阻碍了养老事业的扩大发展，如何进行变革？

闫青春：从改革的角度来看，第一是政府的资金应公平地资助社会力量，帮助社会力量解决问题；第二是公办民营，通过改革改制，盘活之前公办养老机构的存量；第三种是公建民营，在建设中由政府出大头，负责检查、监督，真正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并向社会力量招标。

在发展增量的时候，政府应把持住一条，政府不办或者少办，尽量发挥社会力量；另外，对现有公办养老机构明确改制、改革，政事分离，推向社会，使现有的存量发挥更大的效应。

NBD：现在一些网友在网上提出“以前养老靠政府，现在养老靠自己”的观点，您怎么看？您认为政府在养老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闫青春：从经济收入保障的角度，过去我们都是子女赡养老人，但是，计划生育之后，独生子女增多，赡养老人的压力较大，因而政府设立了养老保障，提出为老年人发放养老金。

从养老服务保障上来看，在经济收入领域政府应给予充分的保障，在服务领域应该把服务当商品，按照市场规则去运行。

养老不能完全靠政府。我们整个养老保障体系和服务保障体系，都是由政府、企业、集体及个人家庭共同承担。如果说政府不管养老了，就有问题。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专访：

养老院存在“公私”贫富不均公立机构需回归市场

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是我国养老的主要方式，由于受高龄、失能、空巢等因素影响，机构养老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北京是我国社会老龄化较严重的城市之一，具有代表性。为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

一床难求与公办民办无关

NBD：我们了解到，北京的一些公办性质的养老机构都是一床难求，而很多民办养老机构却无人问津，为什么呢？

李红兵：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以公办和民办来区分，不论是公办的还是民办的都有一床难求，或无人问津的情况。比如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以下简称一福)，是大家讨论的公办一床难求的焦点，准确地讲，一福并不是标准的养老机构，而是社会福利机构，以前只接受国家优抚的老人，接收政府兜底的服务对象，它所有的人员、运行本身都享有政府补贴。但是，这些年已经向全社会开放，开放后入住老人实际上享用的是之前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价格。

而位于昌平区的太阳城银龄老年公寓，是属于民营，在养老层面上也非常抢手，可谓一床难求。因此，一床难求和公办还是民办没有直接关系。

NBD：那么，您认为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李红兵：总体来说，现在空床率比较高主要是集中在乡镇的敬老院，即原来的社会福利机构，目前面对的难题比较多。除此之外，另外一部分就是不能解决失能问题、区位较偏等，因而空置率也比较高。

具体来讲，第一是跟区位有关，也就是所谓的就近养老的概念；第二是与服务能力有关，我们很多养老机构并不具备接收失能老人的能力，失能老人对于养老院的需求恰恰是一种“刚性需求”；第三是做好细分，找到自己的发展主题，通过独特的主题，吸引老年人入住。

公立养老机构要回归市场

NBD：您提到了一些公立养老机构出现了畸形价格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不平等”竞争问题呢？

李红兵：我们准备对于公办的养老机构实施改革，建立比较科学的成本核算机制，让真正投到养老上的成本与真实的需求相作用，具体反映成一个真实的价格，以这样较为准确反映市场需求的价格，吸引市场要素重新配置，让社会力量有内在动力参与养老床位的建设和运营。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养老机构，都应回归到市场层面，按照市场的规律和方式运行。

NBD：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如何兼顾好特定补贴对象？ 李红兵：养老是一个社会参与问题，存在着供方和需方，需方不仅仅是老人一个人的概念，是和老人的子女家庭，和老人以前给社会所产生的贡献相关联的。子女给多少支持，这是一个社会传承的问题，老人带给社会的贡献是多少等问题都应该考虑进去。

我们想让它逐渐回归到这样一种状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原来公办的养老机构，进行公办民营，把原来添加在里面的政府补贴部分，一是剥离出去一部分，把应该贴补的部分进行透明化，另外是贴补到真正政府兜底的对象上去。

主要保证刚性养老需求

NBD：北京为什么设定只有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目标？

李红兵：从欧美等国家这些年解决养老问题的实践中，我们总结出来很重要的一点，养老机构不是所有老人都需要入住的。应该让更多的老年人在具备自理能力或半自理能力的时候，进行社区养老或者家庭养老，它的核心是家永远是最好的。

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总数中，大约有14.3%是进入到失能状态，其中，真正重度失能，包含一些老年痴呆、特别高龄但家中完全空巢、失独的老人，我们测算是在4%左右，意味着他们在家庭当中没有办法解决其养老问题，这是刚性需求。

重视发展养老护理员

NBD：养老不仅是机构、床位的问题，很多养老机构面临巨大的招工压力，政府部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李红兵：首先是让养老护理专业化，目前北京的养老护理员已经超过85%是持证上岗，持证上岗率有望今年动态实现100%。同时，相关部门也要给机构提供从业人员的培训经费，这是我们下一步要积极做的事情。我们要使它成为一个社会职业，就是在我们的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中专等这样的体系里产生相应的毕业生。现在我们已经在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社会管理学院等开展相关工作。

NBD：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从事养老护理工作，填补用工缺口，政府会否考虑采取一定的政策补贴？

李红兵：养老护理员今后的市场需要会越来越大，需要通过市场慢慢调节，找到一个平衡。政府将努力支持针对个人的技能培训所产生的费用，不断完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将养老护理员的服务能力和机构的服务标准联系在一起，用标准来反向实现物有所值。同时，家庭养老是整个养老的基础，家庭养老服务的主体是来自于子女和周边的亲人，我们其中一项培训的方向就是将子女或者是赡养者也纳入培训，这是带有亲情的最好的陪护者，从社会上来讲，这又是相对成本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