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十年锁定“三农”，说明“三农”工作依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表明中央举全党全国之力、持之以恒强化农业、惠及农村、富裕农民的决心。2012年，我省粮食生产“九连增”，农民增收“九连快”，农产品加工值接近9000亿元，农业农村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省委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构建起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一号文件”是指导我省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纲领性文本，内容广泛，内涵丰富。如何把握文件的精神实质？怎样实现“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的工作目标？“保粮食、强基础、兴加工、增收入、新农村、重改革”的路径和着力点是什么？22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一号文件精神座谈会”，10多位涉农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其间不乏观念交锋、思想碰撞。为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开阔思路，加深对“一号文件”的理解，特将发言内容整理刊出，敬请关注。

首次从“生产力”转向“生产关系”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新世纪以来中央颁布的9个‘一号文件'，主要是站在改善和提高生产力的角度。今年的‘一号文件'则主要是站在调整创新生产关系的角度。”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宋亚平认为，这是重大的进步与转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崭新思路。

他说，建设现代农业，绝非单纯地是一个调动和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过程，很可能更主要地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调整优化过程，即通过改造传统小农经济、重建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结构、科学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的艰难过程。从这个视角来分析，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具有转折意义。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相当程度上是为了把各种生产要素更好地组合起来，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但现在很多人形成了一种误区，认为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意味着家庭经营方式的“寿终正寝”，这是忽视现阶段“三农”现实情况的一种模糊认识。

“不是家庭选择了农业，而是农业选择了家庭，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宋亚平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应更多地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事情，而不能一味强调更换经营主体，甚至采用行政命令、“一刀切”的办法强推。

在省农业厅副厅长、教授王红玲看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既要促进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朝着适度规模的现代家庭经营转变，又要全面发展农户联合合作与产业化经营，形成村社集体统一服务、农民专业合作服务、产业化经营服务和社会化组织服务有机融合的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

省供销社副主任张永红指出，由于农户承包的地块插花搭配，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地块零碎分散，加上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普遍不强，出现“小生产”与“大市场”不衔接，“分”有余而“统”不足等问题。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能够较好地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或办起来不经济的事，真正实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有利于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既要有效医治农业增效慢、农民增收难这一久治不愈的顽疾，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是一个两难选择。对此，‘一号文件'也是很谨慎的，正如大家看到的，不鼓励工商资本去冲击农民的承包权，尽力在两方面找到一种平衡。”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覃道明说。

关键是“人的城镇化”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人的城镇化。”座谈会上，专家们强调：所谓“人”的城镇化，首先要面对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基础。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项继权认为，当前最迫切的，应是以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户籍、金融以及集体经营体制、公共服务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改革，将农民从户籍中解放，将土地从农村集体中解放出来，将政府从全面管理中解放出来，将社会组织从行政控制中解放出来。“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关键是人的城镇化。当前农村大量精壮劳力转移到城市，由于城乡的利益分享机制没有形成，农民虽然非农化了，但无法享受到非农化的福利。”“调整附属在城市户籍上的种种福利，涉及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动，突破起来需要很大的智慧与勇气。”覃道明直陈问题症结。“要创造条件，逐步使农民在城乡之间、农村不同地域之间自由迁徙、流动。”省委农办财经战略处处长杨明杏提出“四个融入”：全面融入现代产业体系，进一步增加农民就业岗位；全方位融入城镇化进程，尽可能提高农民人均价值水平；多层次融入全面教育，更多地依靠提高农民素质增收；逐步融入社会自由迁徙，全面参与全社会要素流动、重组。“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为农民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项继权认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迫在眉睫，他建议，根据在城镇生活的一定年限，逐步解决城镇户籍；全省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划分，统称居民户口；按居住地登记户籍，实行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只有这样，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缩小城乡差距、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有制度基础。”他补充道。

盯紧比较优势谋划品牌农业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任务。

近5年湖北农业产业化呈现强劲的跨越之势，总体水平在全国排序已经上升至第8位，迈入第一方阵，农产品加工值实现年均28.6%的增长，农产品加工整体实力进入全国前列。王红玲指出：“目前湖北仍是农业大省而非农业强省。”“湖北农业不强，具体表现为‘三低一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陈池波一一剖析：农产品优质率低，目前全国农产品的综合优质率为78.4%，而湖北仅为73.8%；农业的外向度低，全省农产品出口额为14.3亿美元左右，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0.47%；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低，龙头企业的带动力不强，全省过百亿的龙头企业仅2家，过50亿元的只有3家；农产品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高。

农业大省如何向农业强省挺进？“强化科技引领作用，大力推进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加强品牌整合，扶持延伸产业链。”王红玲说。

陈池波认为，充分发挥湖北农业的比较优势，科学规划和有序发展优势农产品产业带，是关键中的关键。

杨明杏则建议，从湖北农业比较优势出发，持续抓好优质稻、双低油菜、蔬菜、茶叶、生猪、淡水产品等优势农产品生产，进一步推进农产品优良品种繁育推一体化，稳步扩大优良品种覆盖率，继续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以及生猪150、鱼稻共生等高效种植、养殖模式，使良种、良法配套、协调。推进农业生产标准化，提升农产品质量。

陈池波提醒，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过程中，要注意两种倾向：一是寄希望于政府以强制性方式，搞运动式的强行推进，一哄而上；二是不进行深入分析，盲目机械地照搬套用一些先行地区的模式。

陈池波还以畜产品优势产业带建设为例，现场支招，“湖北目前可以按照‘公司+自办饲养场+合同饲养场'或‘公司+产业协会+农业养殖小区'的模式合理布局，逐步建设猪、蛋、奶优势产业带，即长江流域优质三元猪产业带、江汉平原优质禽产业带和宜黄高速公路沿线奶牛产业带。”

“新主体”如何高收益、受尊重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工业转移，“今后谁来种田”成为与会专家讨论的热点。“农业从业队伍迫切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需要大量职业农民，即农业产业工人，这样，农民的整体素质才会得到较大提高。 ”省社科院农经所所长、研究员邹进泰说。

王红玲认为，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只有进行农业经营机制的改革创新，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种粮大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她表示，在我省发展农民合作社，要重点支持一批实力较强的农机合作社；领办、创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一批集生产、营销、农机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是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的”，王红玲说，在我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武汉、襄阳、宜昌等地，可以试点推广家庭农场。武汉市从2010年开始，着意培育家庭农场，目前已有近400家农户申报家庭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首先应具有职业的稳定性和专业性，可以靠农业来获取高收益；第二是高效性、成长性；第三具有身份的平等性。只有这样，现代农民才是一个高收益的、被社会尊重的体面职业。”覃道明说。

加大优惠政策，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成为专家们的共识。

王红玲建议，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大力培育农民合作社。农业补贴方面，将新增补贴向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税收方面，把合作社纳入国民经济统计序列，并作为单独纳税主体列入税务登记，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覃道明坦言，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这些能否成为新的主体需要检验、需要扶持，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土地经营权是否该资本化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应该推进土地经营权资本化。”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梅学书说，“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自由流转，在流转中实现资本化，能为我国农业发展第二次飞跃创造条件。”“有四大好处。”梅学书如数家珍：激活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集聚，参与农业的投资主体可带来资金、新理念、新技术、新设施等；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推进农业集约化、信息化、规模化生产；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使农村经济结构由单一型农业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和农业保险制度建立，可对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形成“倒逼机制”，推动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杨明杏认为，加速土地等要素资本化、货币化，将促进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增加农民的要素收益、财产性收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建设，制定和完善土地流转、农地退出激励、补偿和收储机制。”项继权建议，构建全省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实行高龄农民以及有稳定的非农工作的人员退出农地奖励政策，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农地流转的补贴政策。“农民未必愿意将土地流转并资本化。”宋亚平提出质疑。他给出了一组数据：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为2.7亿亩，占家庭承包土地（合同）总面积的21.5%；流入工商企业的土地面积只有2800万亩，仅占流转总面积的10.3%。

高达80%的家庭承包土地“岿然不动”，他认为，足以说明农民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消极态度和农村土地流转的艰难性。与此同时，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本质属性的社会资本，未必是农民利益的“守护神”。

宋亚平介绍，发达国家对进入农业领域的社会资本，一般都会采取严密的监管制度以防止其盘剥和危害农民利益。因此，今年的“一号文件”有两处论述：一是“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监管制度”；二是“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分享加工销售收益”。

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三农”护航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立一个健全而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应该是农村农业工作中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宋亚平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介绍，在美国，一人种田，周围有七个人在搞服务。这些人员从战略发展规划制订、国内国际形势分析、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等宏观方面，到气候、土壤、品种、耕种、施肥、防治病虫害、收割、加工、储运、销售等微观层面，精心提供着极为完善的服务。

“美国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因为有一个健全、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覆盖农业生产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张永红与宋亚平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加快构建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对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意义重大。“我们打造了五大服务平台，努力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骨干力量”，张永红亮出了供销系统的“蓝图”：打造农产品流通经营服务平台，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打造新型农技推广服务平台，帮助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打造农村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打造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平台，充分发挥市场渠道作用；打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服务平台，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社会化服务体系愈完备，愈有助于规模经营的扩大；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助于统分结合，有助于政策效力的充分地释放。”华中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副院长、教授张俊飚说。

项继权表示，当前我省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存在主体不强、多元不力、投入不足、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整合不力等问题，为此，要大力发展市场化和社会化农技推广体系，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科研主力的多方参与的协同创新和推广服务体系。“供给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差异化、服务模式多样化、服务手段信息化，应是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着力点。”邹进泰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