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书记不打招呼下乡调研 刚到市领导也赶到了

原标题：官员“微服私访”录

2012年1月14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调研，和当地群众一起围坐在火塘边聊天。CFP/图

“李书记也很吃惊，怎么消息传得这么快？”

领导干部的“私访”，无不是“为了解真实情况”而动，某种程度上也是领导听不到真话的无奈之举。

一个月后，卢援埃对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的那次突然造访记忆犹新。

卢是湖北省广水市杨寨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2013年4月9日上午，他正在办公室值班，大约10点左右，三辆车停在门口，下来五六个人。“我一眼就认出了，是李书记。”5月6日，卢援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非常意外，紧张问候：“李书记来啦。”

李鸿忠此行主要是调研春耕时节农村基层工作，同行的还有湖北省委秘书长傅德辉。他们没有和下面打招呼，从武汉直奔杨寨镇。一行人到达时，镇党委书记李福祥还在广水。半小时后，李福祥紧急赶回镇上，看到社会事务办公室门口挤满了人，都没法和李鸿忠打招呼。

很快，广水市以及上级随州市的领导也赶到了，“李书记也很吃惊，怎么消息传得这么快？”李福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天李鸿忠在广水调研了一天，傍晚返回武汉。

李鸿忠此行是中央宣布“八项规定”后，地方领导又一次“不打招呼”的调研。去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八项规定”，第一条就是要“改进调查研究”。

领导低调下基层，绕开下级察民情，在中国的民间语境里，往往视为“微服私访”。这一历史悠久的政治传统，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改进调查研究”的现代色彩。官员为何低调下乡，背后的良苦用心又是什么，他们如何直面普通群众，如何应对地方干部，最后又解决了什么问题？

中央领导：考察途中“搞袭击”

新中国刚成立时期，北京的交通不如人意，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消息，195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上了公交车，车开到北京图书馆站时，有一个市民认出了周恩来，激动地叫了起来，乘客纷纷起身让座，周恩来让大家坐下，自己站着，说是要体验生活，一路上都在与同车的乘客聊天。

当天晚上，周恩来下了普通公交车之后，又改乘电车，在北京市绕了半圈，随后他根据调查情况，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北京交通问题。

随着媒体的普及，领导人的被认知度越来越高，加之安保的需要，领导人想真正“微服私访”越来越难。不少中央领导人的“私访”，其实都在正常的“明察”途中搞袭击。

1986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率领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贫困地区调研，时任中办副主任温家宝负责具体工作。

温家宝后来于2010年4月1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详细回忆那次调研。2月7日傍晚，胡耀邦赶到贵州黔西南州首府兴义 市，晚饭前交待给温家宝一个任务：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不要和地方打招呼。”晚上10点多，温家宝一行回到招待所，胡耀邦还 在等他们的汇报。

温家宝成为国家领导人后，外出调研考察也经常在途中突然下车，或改变路线搞“突袭”。

1996年5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招呼司机说要方便一下，但 他下车后不是“方便”，而是沿着一条小路快步向前，进了一个当地没安排参观的村庄。那恰是当地几个最穷的村庄之一，民办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平时连买 粮的钱也没有。霍山县委并不知道这些，下午汇报时仍然在总结脱贫经验，说“不欠全县职工一分钱”，温家宝当即揭穿。

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视察时也安排了一次“计划外”调研。去年12月27日下午至28日，李克强到江西九江调研，他特意安排了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研究室部分干部另组两个小分队，不要当地陪同，直接到基层了解情况。

省委书记“打出租”的效果

相对中央领导，地方官员的行动更加方便，各类“暗访”、“私访”也就更多。2013年新年第一天，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就对三亚出租车问题进行了一次“暗访”式调研，当时也是八项规定刚宣布不久。

当天下午5点多，在三亚凤凰机场等活的出租车司机斯顺礼迎来了三个客人，两男一女，女的上车后坐在副驾驶位，让他去春园海鲜广场。三个人上车的那一 瞬，斯顺礼就认出了穿浅灰色西服的罗保铭。罗保铭落座后就与司机攀谈，问了些诸如“你是哪里的”、“开车多少年啦”、“现在三亚打车难不难”这些问题。

斯顺礼5月2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一开始不太敢说话。在第一个红绿灯左拐时，女乘客引导他：“师傅，相信你应该也认出来了这是罗书记，你有什么话都实话实说，书记想听真话。”斯顺礼才放下顾虑回答罗保铭的问题。

聊着聊着，车开到了三亚的解放路，再往前就是目的地春园海鲜广场，前排的女士说：“书记想跟你多聊聊，再转转吧。”斯顺礼右拐，又多绕了两条路，大概多耗时10分钟之后到达目的地春园海鲜广场，全程大概40分钟。

罗保铭乘出租车“暗访”被媒体报道后，三亚市紧急行动，1月5日下午召开专题会议，就罗保铭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主要涉及打车难、道路拥堵、黑车营运、三亚湾污染、治安欠佳、路灯不亮以及公租房分配等。

专题会议之后，三亚市交通局和三亚交警支队马上有了新动作。其他相关部门也都纷纷表示，将完善基础设施，比如公厕指示牌、路灯。1月24日上午，三亚再次召开治安工作会议，结合罗保铭元旦期间在三亚的考察调研，部署春节期间社会治安工作任务。

与省委书记的相遇也改变了斯顺礼的生活。斯顺礼曾在交谈中说，作为外地人，他在三亚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住上廉租房。但申请廉租房需要有半年以上的社保 记录。而斯顺礼与出租车公司之间是承包关系，没有劳动合同，所以没有社保。省委书记暗访后，三亚出租车协会已经给他和其他一些出租车司机发了廉租房的相关 申请表格，将他们列为廉住房的优先照顾对象。

“被发现”与“不认识”

省部级干部中，现云南省委组织部长刘维佳在2011年因为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被外界关注，当时担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刘维佳，在该省“干部下乡六个一”活动中，选择到他的联系点山西沁县册村镇温庄村住村。

与其他领导不一样，刘维佳住村时没和县乡打招呼，连秘书都没有带，当年4、5、6月三次到村，特别是4月那次在农民家中连住了两宿。6月23日到村时巧遇正在当地采访的南方周末记者，他说住村是“正常工作”。

虽然出发前很低调，但刘维佳在路上就差点被发现了。他2011年4月26日早上从太原出发，乘坐山西省扶贫办的公车，路过沁县县城时，与他同车的山 西省扶贫办主任刘昆明突然收到沁县扶贫办主任李新伟的短信：“昆明主任，我看到省扶贫办的车了，您来沁县了吗？”刘昆明回复短信说：“我在太原，车到沁县 办事。”这才没被发现。

最终他们还是没能躲过当地官员。一行人到达村庄后，刚从村会计家出来，村主任就接到了镇党委副书记的电话。随后镇党委书记、镇长迅速赶到，解释说他 们“恰好在温庄附近检查森林防火”。接着，县里的官员也赶到了。刘维佳后来在《学习时报》发表的住村日记中写道，“这就使我的‘县不扰官’想法打了折 扣。”

6月23日，刘维佳再次到温庄村时，大学生村官任江辉告诉刘维佳，为了修缮村委会办公场所，花了不少钱，村里又新欠了一些工程款。此外，购买了办公用的桌椅也欠下一些债务。刘维佳当场感叹，村级债务又增加了。陪同的镇党委书记随即制止任江辉“诉苦”，提醒他不要“瞎说”。

当然，副省长的到访也给村庄带去不少喜讯。刘维佳走后，村里的灌溉工程、田间道路工程都得到了解决。

在“下访”的干部中，既有像刘维佳这样被发现的，也有群众不认识领导的，原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就有过一次这样的“微服私访”。

2011年9月16日到17日，栗战书带着省委办公厅5名工作人员，到贵州的开阳、熄烽两县调研。出发前，没有人知道调研行程，栗战书随时停车、随 到随看。在开阳一个布依族苗族乡村民组，栗战书看到有户新房落成，正张罗筵席，他示意停车。村里没人认识他，但感觉是个领导来了，二十多人围过去，一中年 男子激动地说：“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一级领导，既然来了，我有三个问题请你回答……”当晚他们在熄烽县住宿，没惊动当地干部。

次日上午，栗战书一行在调研中听到当地村民说，西洋肥业公司企业生产造成的污染很严重，他当即决定到该公司实地了解，但这次被公司认出来了。

西洋肥业公司环保安全部部长罗军2013年4月28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栗战书到了后，负责人都赶来了。领导关注之下，公司动作神速。栗战 书走后当天，公司就加强了清污分流处理系统，增设了尾气排放的“氨法脱硫”系统。而省、市、县环保部门随后也对企业进行了实地检查，贵州省环保厅也亲自出 马，帮企业建造了一个关于尾气排放的“氨法脱硫”系统。

“卧底”多在更基层

众多被领导“私访”、暗访过的地方，总有一些问题能解决——“领导重视”了，好多问题便不再是问题。从这些领导干部的“私访”动机看，无不是“为了解真实情况”，既是“改进调研作风”的举措，某种程度上也是领导听不到真话的无奈之举。

梳理各级领导干部的“私访”、“暗访”，越往上，领导的暗访方式越直接，往往是“走访”等直接对话的方式。而越往基层，干部“私访”的形式越多，到了县市一级，还多了一种形式——“卧底”。

2008年9月，广东徐闻县委书记钟力到任刚一个月，就听说当地治安不好。于是他和司机扮成菜贩，在村边路口与老百姓聊天，了解情况。他听出租车司机说营运过程中有时受到恐吓，还特地找了一部出租车扮起的哥，在海安港码头、汽车客运站等地走访。

在“卧底”的干部中，云南曲靖市沾益县劳动局副局长陈家顺应该算最“像样”的。2010年，曲靖市组织八十多位农民工到扬州一家鞋厂打工。为了解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陈家顺本人也扮作一名农民工，在那个鞋厂工作了二十多天，回去写了一份“卧底打工报告”。

当干部“微服私访”的新闻越来越多时，对这种行为的评价也越来越辩证。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走群众路线”、“改进调研作风”，也有人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待这一举动，认为社会建设要按照法定规制去办，不能仅靠领导重视，否则很容易“人走政息”。

这样的担心并不无道理。2012年9月22日，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暗访了玄武湖周边环境的脏乱差，两天后便得到整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时，引用当地市民声音呼吁，“环境整治不能靠书记亲力亲为，而重在平时”。

另一个例子是海南三亚。其实早在2011年4月17日，三亚就曾启动领导干部的“民生体验”活动，要求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各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等，以普通市民或游客身份，亲身体验百姓生活，同时收集有关改善民生和加强城市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当时，三亚市海洋渔业局局长章华生就在三亚市火车站发现交通比较混乱，“黑车”、摩的抢客现象比较严重，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管理。

但三亚领导的“集体暗访”，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2013年1月1日，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在三亚暗访当地交通状况时，交通混乱、黑车仍是交通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褚朝新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