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湖北等地保障房空置率20%左右 个别地区超50%

原标题：调查称多地保障房空置率20%左右 个别地区超50%

重构住房保障

多年来主要针对户籍居民的住房保障体系，面临新型城镇化的多重冲击，决策层要抓住机遇重构保障房体系，既需要担当，亦需要智慧

在施行十余年之后，中国主要针对户籍居民的住房保障体系，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演进而显现多种不适应症，其体系重构时不我待。

上世纪末的住房制度改革，将大部分单位公租房屋变成了房改房，它们与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府提供的廉价租赁房一起，构成了城市居民的住房体系。在这个混杂体系里，政府赋予经济适用住房“过渡者”角色，但由于有明确户籍限制，无法覆盖非本地居民，在经适房与廉租房之间的“断层”居民，也未被保障房体系所覆盖。

“十一五”期间，中国保障房出现了低价房、限价房、经济适用房、改造房等不同的种类，在数量上实现了“跨越”，上述“断层”问题得以部分解决。“十二五”期间，各地规划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试图进一步解决“断层”问题。

地方政府为完成中央下达的建设任务，面临较大资金压力，“重量不重质”，于是采取“偏远建设”“混搭凑数”“以次充好”等做法。由于“保障房”体系不清，一些城市的低价房、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实质成了炒房主力军，地方保障房建设大多在“钻漏洞”和“打补丁”中艰难前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几次派出巡查组，对全国主要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巡查。这被看作是对全国保障房空置、错配等问题的摸底，系统性改革因此酝酿。

房地产专家建议：国家只建廉租房、公租房这类真正意义上的保障房，才能使保障房没有投资甚至投机空间；制定保障房的监管和退出机制，严格住房保障对象的进入、退出条件以及相应的管理办法，才能确保保障房分配的公平。8月7日公布的《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后期管理暂行办法》，首次明确将对公租房使用情况等定期检查，承租家庭出现转租等违规行为将被收回房屋，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保障性住房。

随着城镇化加速，越来越多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进保障房的迫切需求，仅靠对保障房体系进行局部调整，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我们注意到，中央已将保障房问题列入重中之重，各地打着保障房旗号建设的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低价房，或面临全面梳理甚至清盘。我们期待决策层抓住新型城镇化的难得契机，敢于担当，善用智慧，重构保障房机制。

——编者

保障房建设和配置制度不健全，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保障房空置、错配与监管不规范等漏洞。近期保障房“审计风暴”再次暴露出这些问题，引起决策层高度关注

上篇：谁的保障房

□本刊记者李其谚王延春王毕强陈燕/文

一场全国范围内“拉网式”的保障房审计风暴，再度将保障房推上舆论风口浪尖。

8月9日，审计署公布了2012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审计发现，10.84万户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因提供不实资料、相关部门审核把关不严，违规享受保障性住房实物分配3.89万套、领取租赁补贴1.53亿元。

同时，有34个项目代建企业等单位违规出售保障性住房1.83万套，另有5333套住房被有关单位、个人违规用于拆迁周转、转借出租等。45个项目未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等手续用地1433.16亩，12个项目将建设用地601.53亩用于商业开发等其他用途。审计向相关部门移送违纪违规和经济犯罪案件线索26起，涉案金额2487.17万元，涉案人员55人。

此外，360个项目或单位挪用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57.99亿元，用于归还贷款、对外投资、征地拆迁以及单位资金周转等非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支出。

各省市有关保障房的审计报告亦陆续公布。山东、海南等省份承认，确有大量保障房遭遇空置难题。其中海南省近万套空置，广东1.15万套空置，山东省1.29万套空置，云南省则多达2.3万套空置。

问题或仅仅是冰山一角。据《财经》记者调查，保障房空置情况在湖北、重庆、河南等地亦不同程度存在，普遍空置率在20%左右，个别地方空置率一度超过50%。

“审计署与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将连续四年对城镇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跟踪审计。”审计署署长刘家义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前所未有地表态显示，保障房已成为审计的“风暴眼”。

在商品房房价高涨的情势下，保障房成为民生项目的重中之重。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保障性住房开工768.83万套、基本建成590.20万套；2012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性资金投入达4128.74亿元，比2010年增长77%。但保障房“大跃进”之际，其窘境也渐次暴露：一方面是现行保障房建设和配置制度不健全，无法满足民众的“安居梦”；另一方面数量可观的保障房却闲置、错配。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统计局曾试图统计全国保障房的空置率，但各地情况“很难调查”。即便查出来，大多数难以进行监管和清退。审计署署长刘家义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称，审计署上一轮审计中查出的6万多套被违规分配、周转出租的保障房，截至报告时仅有1500多套进行了清退。

值得关注的是，上一轮保障房重点覆盖的城镇居民，其收入和财产结构已经变化。一部分人脱贫致富，有些人购置了房产，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仍占据着保障房，甚至私下转租。

空置悬疑

保障房空置率在一些地区达到了50%以上；有位置偏远、以次充好、配套设施不足，以及分配环节存在漏洞等因素

“城南家园”位于重庆市茶园新区通江大道左侧，是重庆建设面积最大的公租房项目。

据项目投资方重庆城投集团透露，该项目用地面积约850亩，94栋建筑， 33267套住宅，能容纳7.5万人居住。每到夜间，小区里不少房子漆黑一片。知情人士介绍，一年前摇中号的住户至今没有住进去。

“应该去年7月就搬进去的。”已经摇到号两年的一位租户颇为懊恼。一年前在得知摇中后，她将孩子转学到附近读书，结果现在却天天跑很远接送孩子。

“主要是验收原因。”房屋管理人员解释说。《财经》记者查询重庆市消防监督结果显示，2012年7月到2013年3月，城南家园的投资建设方对其中的六项工程提交了十次验收申请，但是该小区三组团及五组团因幼儿园、学校工程等施工质量和消防安全验收不合格，无法交房。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小区也存在因分配审查不严格而导致空置。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有些买了商品房的人也来申请公租房；有些父母有房，就以爷爷的名义来申请，有些摇号摇中了两套。

廉租房和公租房空置问题，并非重庆一地，有的地方情况更甚。深圳市已经被曝光的桃源村三期存在大量空置，另一保障房小区深圳坪洲新村一期的776套住宅，竣工超过四年仍一套未分，福保桂花苑也有146套保障房空置了两年左右。

深圳市住建局有关人士回应称， 桃源村三期的130余套空置房和坪洲新村一期，主要都是用于解决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条件的干部职工住房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符合条件的人才住房问题。但房屋立项时的保障房政策与现行政策已有不同，少数住房面积超标，因而没有形成分配方案。

近十年来，各中心城区土地稀缺，集中建设的保障房因此大多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教育、医疗、商业等配套设施不全，导致这些项目在配租、配售时乏人关注。

在青岛城阳区，白沙湾片区1848套保障房源，仅收到申请143户。“宁愿先不买房子，也不想申购这个项目。”一位放弃购买白沙湾限价房的青岛市区居民称，如果在白沙湾买房，他每天要早起至少两个小时，换乘几次公交车才能到市区上班。不少青岛市民反映，城阳区没有大医院、重点学校和大型超市，生活的基本需求很难满足。

记者在青岛、重庆等地调查发现，有的地方因招商引资或发展规划生变，配套建设的人才公寓和集体宿舍空置。重庆两江新区公共租赁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况勋华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初两江新区的公租房是由政府出资给入驻企业配套建设的，属于新区的基础设施。

随着去年重庆市新领导班子就位，重庆的发展重心正悄然生变。一位参与规划讨论的人士透露，重庆或将由向北发展全力打造两江新区，逐渐转向“加强川渝联动，合理构建成渝城市群”，发展成渝经济区。

对于尚在建设的两江新区而言，这不是好消息。如果企业入驻和开工情况远低于规划预期，两江新区与之配套的部分保障房项目，出现空置成为必然。

现有保障房分配制度中，准入门槛过于严格，造成了部分符合条件的被保障对象无力购买或者支付租金，这也会在一定阶段引发保障房空置。

《财经》记者向住建部等部委以及重庆、郑州、青岛等城市住房管理部门了解保障房空置率，几乎没有一个部门可以拿出具体数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他们并不掌握保障房的空置数据，因环节复杂多变，也很难调查。

中国指数研究院华中分院曾尝试做大概率摸底，武汉市保障房的空置率远远高于当地商品房20%左右的空置率。

“对保障房空置率进行统计，会遇到双重难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胡大源告诉《财经》记者，一方面，违规享有保障房福利的人往往不愿意配合调查；另一方面，统计部门并无强制执法能力，确实也很难验证调查对象所说的是否属实。

此次审计结果最受关注的就是空置率数据。据最新的四省审计结果披露，河南省审计厅审计报告显示，六个河南省辖市2009年至2010年共建成廉租房1.6万套，其中空置8215套，空置率过半；山东省审计厅对15市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审计时发现，有1.29万套保障性住房处于闲置状态，其中近四成空置六个月以上；海南省9个市县中有9077套保障性住房处于闲置状态；广东省13个市本级、28个县(市、区)11464套住房处于闲置；在云南，有2.3万套保障房被闲置。

从全国一些省份最新公布的2012年度审计结果来看，由于诸多因素，保障房空置问题十分普遍。新一轮大规模保障房建设启动以来，原本“一房难求”的保障房则面临着“房等人”的尴尬。

错配窘境

一边是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一边却是保障房配置错位，这意味着大量保障房没有发挥真正的保障作用，造成了资金、土地等资源的浪费

在辽宁省大连市，《财经》记者来到“唯一位于市内”的石门山经济适用房小区——绿清南园小区。该小区开发商介绍称：“本小区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沙河口区珍稀地段，距西安路商业圈仅有3公里，离火车站、飞机场仅十几分钟的车程……小区坐拥无限升值前景。”

石门山经济适用房依山而建，毗邻石门山公园，环境优美。而大部分楼房在一层均建有车库。车库边的道路上，停放着不少车辆，其中不乏别克、皇冠、丰田等中高档轿车。

“经济适用房小区为什么还盖车库，低收入的老百姓买得起车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连市民告诉《财经》记者。

8月9日，审计署公布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中，10.84万户不符合条件的住户被清理。截至6月17日，有关单位已取消不符合条件保障对象资格5.27万户，追回违规领取补贴4431.15万元，收回或清理被违规分配使用的保障性住房1.98万套，追回被挪用的资金40.63亿元。

由于制度尚不完善，目前一些地方保障房申请中存在“浑水摸鱼”的现象，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住户想方设法通过层层审核进入保障范围。

2013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是基本建成470万套、新开工630万套。保障房越建越多，对保障房的分配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保障房建设和配置制度不健全，引发大量保障房闲置与住房困难人群并存，这样的窘境已引起决策层的关注。对此，业内专家提出，应加快保障房立法进程，实现住房保障各项管理工作规范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称住建部)曾几次针对全国保障房建设、配置、分配等内容进行巡查摸底，江苏等地则展开了“拉网式”自查。迄今尚无详实数据公布。据悉，江苏等地的房改部门已启动对类似“拥有一套经适房，还占着一套廉租房”这样的不符合条件的住户进行清理。

上一轮保障房重点覆盖的城镇居民，已经有很多出现了重要变化。一部分人脱贫致富，有些人另外购置了房产。保障房“空置”和“转租”成为越来越迫切的监管难题，另一些希望提供给“夹心层”的保障房项目，难以按照最初的愿望配给。

“本来不应该有资格的人住进了保障房；还有一些当时困难城镇居民，现在已经脱贫，所以现在保障房小区里的豪华车屡见不鲜。作为主管部门，只能抓特别典型的、有人举报的。”一位北方中型城市的副市长告诉《财经》记者，应该研究完善保障房的日常监督和退出机制。

如何将公租房的租金水平和配套设施维持在一个合适水平，目前也颇有争议。租金高了，承租者无法承受，租金低了，建设者没有动力；配套多了，滋生寻租空间，配套少了，租户不干。“公租房的配套如何与普宅区隔，公租房比普宅舒适，那将会有大量的不符合公租房标准的能人采取各种手段去取得公租房的居住权。”一位学者担忧。

近日，2013年北京市最大规模的公租房配租意向登记截止。燕保·彩虹家园、未山苑、通州梨园、通州光机电、燕保·京原家园五个公租房项目、共1337套公租房配租。其中位于通州区的光机电公租房项目，是北京市政府投资建设的第一个公租房项目，可配租房源481套，从34平方米的大开间到69平方米的两居室，有12种户型。

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技术导则(试行)》规定，“在装修上将一次到位且室内装修保修期不少于五年。”

记者现场看到，上述公租房项目已有基本装修，居室的墙体、地面、门窗、水电气等已装成，并配备了橱柜、燃气灶具、抽油烟机、热水器等厨卫设施。

北京市保障房建设投资中心还开展了“菜单式”家具电器配租服务，包括沙发床、餐桌、椅子、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租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租用，租金与房租合并计算。

通州光机电公租房的租金单价是每平方米每月30元，最大面积67平方米的两居室，一个月租金2010元，相当于周边小区租金的九折。

按北京市规定，公租房申请人要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家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15平方米以下，且三口及以下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下、四口及以上家庭年收入13万元以下的申请条件，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申请、审核、等待的时间。申请门槛比较高。

北京市多家房产中介均表示，北京市商品住宅的房租是包含基本家电和家具的，如果是空房出租，租金要低一成至两成。公租房位置也较偏远，租户选择性较少，九折租金优惠吸引力并不明显。

中国现有公租房制度，主要借鉴了香港地区“公屋”的经验。由香港特区政府提供的“公屋”租金，通常仅为同地区市场价的25%，迄今解决了近三分之一香港市民的住房问题。

关于公租房的租金标准设定，主管部门早就考虑调整。住建部等部门在2010年6月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公租房价格要“考虑住房市场租金水平和供应对象的支付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但地方财政收支压力、融资困难以及公租房建设加码等挑战，使得一些地方政府选择了逐步上调公租房租金标准。

一位朝阳区公租房租户告诉《财经》记者，他们是三口之家，妻子产后长期失业，小孩刚上小学，全家仅靠他每月3000多元收入维持，生活窘迫。所幸有了公租房，他家那套公租房月租金2000多元，其中政府给1000多元补贴，自己只需支付不到1000元，比几年前他在市场上租房时便宜过半，生活质量因此有了很大改善。

能享受到上述高比例租金补贴的人群，实际上更接近于廉租房的保障对象，并不是公租房定位的“夹心层”人群。

公租房租户更倾向于购买具有产权的经济适用房。仍以北京这个享受租金补贴的家庭为例，他们申请经济适用房等了好几年，孩子太小，只好选择公租房。该租户告诉《财经》记者，他们还是希望能购买经济适用房。

北京市还规定，因为没有足够的房源，排队购买经适房和两限房的家庭，可以将公租房作为过渡，并不影响以后继续申请购买经适房和两限房。

对于几百万没有北京市户口、也不在城市周边产业园区生产线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他们基本享受不到公租房的福利。即便他们中的一部分能通过北京市公租房的申请和备案程序，但极少有针对他们的公租房房源。以本次北京推出的五个公租房项目为例，面向外省市来京备案家庭配租的只有62套。

“公司给员工分配了宿舍，但还是不方便。员工结婚后，只能各自住宿舍，成牛郎织女了。”北京一家红酒经销企业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我特别希望他们也能住上公租房。

以往城市保障房更侧重于城镇住房困难居民、新增城镇就业职工两类人，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具有稳定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保障性住房具有了迫切的需求。

国务院提出，2013年底前地级以上城市要把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这成为各地保障房“扩围”的主要范畴，是调整保障房配置结构的一个重要举措。

“国家明确规定住房保障的范围包括城镇原有住房困难居民、新增城镇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告诉《财经》记者，“就是要打破户口限制”。

配建悖论

保障房本应受到低收入阶层的热烈追捧，一些保障房建设在偏远荒郊，服务设施缺乏，住户生活不便。加上房屋质量差，部分保障房建成后出现“房等人”的现象

在辽宁省大连市，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小区大多位于偏远郊区。

《财经》记者在市区连续询问20多辆出租车，都遭遇了拒载。“太远了。”一位拒绝前去的出租车司机说。当被问及还有什么交通工具能到那些小区？这位司机哼了一声：“那儿的交通情况就是——基本没交通。”

8月中旬，大连市福佳新城经济适用房小区选房结束，3840元/平方米的价格相对于大连市过万的商品房价而言已经非常便宜。然而此次选房的弃选率高达24%，有200余户已经摇上号的家庭放弃选购。事后在媒体的追问下，不少弃选的居民坦言小区离工作地点太远，配套较少。

许多城市的保障房建设和配置情况与大连类似。在商品房供需矛盾长期难以纾解的背景下，保障房不仅因数量不足而备受诟病，位置偏僻、质量差也成痼疾。近日，深圳最大公租房项目分配进入了最后阶段，首批推出的8250套公租房房源，入围申请家庭1万余户，但有45%的申请家庭弃租。

多地公布的审计报告显示，弃租与生僻地建房“凑数量”，配套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以及房屋质量差有关。

青岛白沙湾位于青岛胶州湾畔、白沙河北岸，可提供公共租赁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逾万套，堪称全国规模最大的保障房。

在运行白沙湾保障性住房集中建设项目时，青岛市首次尝试在出让土地中大规模配建公共租赁住房，期待建立收地、供地和政府、企业及各方利益协调的筹建模式。

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市区也没有直达的公交线路，很多人担心入住后出行困难。尽管交通部门承诺将建公交车站，但申请市民还是犹豫不决。

一位长期关注城市系统化工程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保障房的住户往往是提供城市最基本服务的职业群体，他们应该住在城市核心区，相对均匀分布，这有利于这个群体的就业和出行。

地方政府强制开发商在市内商品房项目中配建保障房的思路，却遇到了现实的“抵抗”。“比如我一个楼盘我卖2万元一平米，我怎么在里面建保障房？住2万元的人怎么和住3000元的人在一起生活呢？”河南建业董事长胡葆森直言，现在大部分开发商都不愿配建。随着土地和住宅价格持续上涨，配建遭遇尴尬。

近两年中国骤增的保障房建设任务，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地方政府改变了保障房建设模式，即从以配建为主转变为集中建设为主，从集中建设到向社会收购房源。

2011年，青岛市政府先后开工建设了全国最大的保障房和公租房集中建设项目——白沙湾1万套的保障房项目和辛安3500套的公租房项目。

中央对地方政府保障房工作的督查和考核，能够具体量化的是开工数、建成数，以及土地和资金的到位情况，至于规划、质量、配套、分配等重要问题，则难以制定全国统一考核标准，事实上在考核中被弱化了。

青岛市多位主管部门官员对《财经》记者表示，白沙湾项目和辛安项目的销售和出租前景让人有所担忧。青岛市住房保障中心主任王育生表示，保障房配建制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社会效益，满足了被保障家庭就近居住、就业、就医、就学、出行的需要；使不同收入阶层可以平等共处，避免了形成贫民窟引发社会问题等。

青岛市有关官员认为，保障房集中建设更适合工业企业集中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用以解决本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人员、本地农民工，以及引进人才的住房保障需求。

华远地产[0.73% 资金研报]董事长任志强也谈到，保障房选址应该考虑到底层居民的生存就业问题：“在胡同里，他可以买一个小门面，卖茶叶蛋。但在保障房里，他不能卖茶叶蛋了，也不能擦皮鞋了，这里有一个生活圈的问题。”

前不久，海口面向社会租赁或收购房源，以增加保障房房源储备，降低海口市房屋空置率。按照部署，海口今年需新增廉租房、公租房共1650套，截至6月仅开工建设288套，仍有1362套的缺口。实际上，“以租代建”的方式不是海口首创。租赁和收购社会房源已在一些地方开始试探。

投资博弈

“保障房”监管不严，一些城市的低价房、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实质成了炒房主力军，保障房出租之风在一些地区盛行

5月25日上午，初夏阳光灼热了内蒙古赤峰市最西北的阳光保障房小区。新妈妈宋敏抱着1岁的孩子在小区的门口向来往的邻居打听：“35路总站是不是要迁过来了？”

阳光小区正门，孤零零挂着一块35路公交车起点站的牌子。这条每半个小时来一趟车、要坐30余站才能到达市中心的线路，几乎是这个小区居民乘坐公共交通的唯一选择。

邻居的答案让宋敏非常惊喜。“从今天开始全线通车。”阳光小区居委会主任邵杰告诉《财经》记者，在此之前，35路是区间车，小区的3000多居民每天只能等到八九趟车，“挤不上去的人只能走很远去坐另外的线路”。

阳光小区是赤峰市新城区最早的保障性安居工程。2006年，赤峰市启动了以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保障住房体系建设。2008年，阳光小区经济适用房开始摇号入住。近两年随着赤峰新城区的扩张和周围配套设施的齐全，阳光小区的人气越来越旺。

随着配套设施的完善，经济适用房面临的问题由“入住率低”逐渐变成了“出租率高”。囿于产权问题无法真正核查，也让主管部门感到头痛。

一位经济适用房主管部门的官员算了笔账：经济适用房周围陆续出现了商业网点和重点中学。附近从业者和陪读家长住宿需求高涨，阳光小区一个小两居的房子，每年租金可以达到8000元。不少人把房子租出去，再拿这份租金在市中心租房。

“我们确实接到过举报，也进行了清理，限期让租户搬出去。”赤峰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负责人赵丽告诉《财经》记者，“但是进一步监管的难度很大，我们毕竟不是执法部门，房子产权是房主的，也不能强行进房子驱赶。”

一位相关负责人坦言遇到了很大的监管困难，实际上，全国的经济适用房大多如此。

阳光小区居委会主任邵杰说，“经济适用房个人也掏一部分钱，这个小区已经有人办下来房产证了，他们是有部分产权的。”现在已经停止出售这个小区的经济适用房，还未售出的都改为公租房和廉租房。廉租房比经济适用房更能满足有刚性要求的住房群体。

阳光小区是赤峰市经济适用房项目的一个缩影。每建设一个这样的项目，住户与主管部门就开始了博弈：从摇号到入住，从空置到大量出租，从取缔出租、驱赶租户到“游击战”“麻雀战”。赤峰市主管部门头痛不已，经过反复考量，赤峰从2012年起停止新建经济适用房项目，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不涉及产权的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设。

“保障房不能有产权。因为保障房与增值无关，与投资无关，与投机更无关。一旦有了产权，现有的监管避免不了人们的投资和投机。”赤峰市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

无独有偶。广州市2011年8.5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分解到具体地块，其中，广州地铁公司等八家单位利用自用土地建设13395套保障房，占广州当年保障房建设任务的15.7%，同时衍生出花样众多的名目：“集资建房”“自建房”“团购房”等。

单位福利房和回迁房，按规定不应纳入住房保障范围。2007年保障房改革之前，为了拉动房地产，解决党政军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福利，将这部分福利房算作经适房。

“十二五”规划中3600万套保障房的规模庞大。2011年保障房基本建成1000万套；2012年700万套以上。2013年的建设任务是基本建成470万套、新开工630万套。本届政府任期内改造各类棚户区(危旧房)1000万套以上。一些地方面对中央下达的建设任务及资金压力，采取了“混搭凑数”。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等机构的研究报告指出，对于个别地方尚未分配的以保障房名义存在的福利房，应区别对待，如建设标准，且申请、分配的标准与程序，均符合当地统一标准，则可将这些房屋纳入当地的保障房系统进行分配和管理。对于超标房屋，应尽快以当地的商品房市场价格公开出售。

一位基层官员告诉《财经》记者，现行保障房制度存在结构性问题，最初设计了过多种类的保障房，很多是有产权的。然而保障房“一旦有了产权，就必然带来投资需求”。

一些地方的保障房还以限价房、“以售代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名目，规定五年后可以出售，这些房子部分成了炒房的主力军。

青岛市明确公务员住房体系单独运行，并不计入保障房；大连市和赤峰市也明确今后不再建设经济适用房，而将力量集中在公租房建设。秦虹告诉《财经》记者：目前保障房分产权型保障和租赁型保障。廉租房和公租房都属于租赁型保障，如果是公租房，就不该出售。“如果出售了，就不是公租房了。”

有房地产研究专家建议：国家应集中建廉租房、公租房。彻底取消各种形式的福利房，对符合申请保障房条件的困难人员，由保障房体系解决住房问题。对不符合保障标准的，则应由市场解决。

近年来各地出于招商引资、引进人才建设的人才公寓，以及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福利性住房，因其在实际操作中与住房保障“保基本”的原则相去甚远，许多人建议，应将其从保障房体系中剥离出去。

“如果继续将上述各自运转的保障房体系混为一谈，各地为了应付总体任务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会与中央保障民生的初衷相背离。”一位研究保障房规划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