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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战争的两种纪念:国人淡忘日本人祭奠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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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余戈很是感慨:“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王’与‘寇’的定性,一转眼就将刚刚流淌的鲜血和付出的无数生命擦得干干净净。” 在沉

护林员的工作,使杨金满对松山比其他人更为熟悉。他的收费也很便宜,游客们可以按照他服务的质量任意给钱。从春节至今,他已经有了2000多元的收入,这抵得上他原本大半年的收入了。

因为长期在松山“蹲点”,戈叔亚和杨金满的关系很好。看着这个老朋友现今的生活,戈叔亚说他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

这仿佛是时光对战争的一种嘲弄。在这座大山里,日本军队曾经耀武扬威地据守过,中国军队也曾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但最后,活下来的士兵成了匆匆的过客,死去的士兵,白骨被弃诸荒野,无人收殓,只有这些最不起眼的农民,才是这座大山真正的主人。

纪念

3个月来,普查队的工作人员搜集到无数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对于这场战役的复原,就在这一个个细节的浮现中,开始逐渐完整起来。

但在余戈看来,这是一份迟到了60多年的努力。一些细节被重新找到,但更多的细节,却遗失在人们有意无意的疏忽里,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得干干净净。

最让余戈耿耿于怀的,是缺乏7000多名牺牲的普通中国士兵的确切信息:“你见过中国军队的阵亡名单吗?只到军官一级,至于士兵,只是数字而已。”

他常和人提到这样一个例子。1944年5月11日,中国军队强渡怒江进攻松山,来自美国、日本、中国的史料中,都记载了这天渡江顺利,只有一名士兵落水牺牲的情况。但这个士兵叫什么名字,为何落水,却只字未提。

幸运的是,在随后对史料的阅读中,余戈发现了一份对当时负责渡江的198师工兵连连长董嗣勋的口述访谈。这个90岁的老连长说,落水牺牲的这个士兵名叫邓超,来自湖南。当天,远征军在强渡怒江时,登陆艇上的邓超担心横在江上的钢索刮倒同伴,好心前去推扶,不料水流湍急,不慎失足落水。

“我最害怕看到的,就是写到阵亡者时用‘一名士兵’带过,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名字应该和那些军官一样留存史册。”余戈说。

有时,甚至连数字的准确性都成问题。余戈曾对《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中所附参战人员和伤亡统计表进行逐一核算,他发现,这份最权威的官方文件里的伤亡人员,竟然整整漏算了1000人。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中国官方对于这场战役的记录。那不过是一两本作战部队编写的叙事简略的油印本小册子。尽管有那么多战争亲历者,但留下资料的却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具有战地真实经历的老兵口述史料,实在是太少了。

其实,在松山战役之后,中国军队曾为自己的阵亡将士修建过公墓。在老人回忆里,当年,松山山道两边整齐排列着装满泥土的汽油桶,每个油桶上放着一盆鲜花,鲜花边上,插着写有阵亡者姓名的小木片。在松山主峰下,还有一块国军103师留下的墓碑,墓碑上刻着所有阵亡者的姓名。

上世纪60年代,这个阵亡将士公墓被彻底摧毁。刻有烈士姓名的石碑,先是被人砸成两截,然后被抬到小学里做石阶,顽童们的小脚无数次地在石碑上踩来踩去,上面的名字日渐模糊,直到再也看不清楚。

日本人也在用各种方式纪念着自己的阵亡者。

松山战役幸存下来的10余名日本老兵,回国后都发表了回忆录,战记和日记。关于松山战役的书籍,起码有十几种。

1974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这些日本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灵。

这个不合时宜的要求被拒绝了。据目击者回忆,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

1979年,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一些日本人拿到了一些松山的泥土。回国之后,在日军113联队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被分给了阵亡者的家属。

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终于来到松山。他们通常不跟松山人说话,表情肃穆。上山之后,许多人就地跪下祷告,甚至嚎啕大哭。来得最多的一个老兵,已经到过松山20多趟。

到今天,在松山还是偶尔可以发现这种祭奠的痕迹。几周前,有游客发现,在一处战壕的隐蔽角落里,放置着一些包装袋上印刷着日文的食品,在战壕边上的树枝上,还有人细心地扎上了一朵小白花。

普查队也曾和日本来的旅游团迎面撞上过。3月初的一个早晨,正要上山勘测的余戈一行人,在停车场遇见了一群日本老人。虽然他们否认了自己老兵的身份。但带队的中国导游说,这些日本人来自福冈,这正是113联队的兵源地。一个眼尖的工作人员还发现,人群中一个看起来稍微年轻一点的老妇,正望着松山抹眼泪。

看着这些络绎不绝的日本老人来祭奠亡灵,戈叔亚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复杂的感觉:“到今天,有几个中国人还记得那些抱着成仁之念冲在自己兄弟最前面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心存对死亡的恐惧、但仍然拼死前行的战士;战士死光后持枪奋然而上的马夫、卫生兵、勤务兵;还有吹响招魂号角的号手?”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余戈很是感慨:“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王’与‘寇’的定性,一转眼就将刚刚流淌的鲜血和付出的无数生命擦得干干净净。”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戈叔亚又独自一人爬上松山。在半山坡一块平地上,有几个背着背篓的小姑娘,正在一处地堡的遗址里玩耍。曾经喷射出致命枪火的堡垒,如今已经是一个长满野草的大坑,边缘还开着几朵不知名的紫色野花。一个小姑娘摘下一朵,拿在手上,还让戈叔亚给她拍照留念。

往前走没多远,戈叔亚又碰上一个70多岁的山民。在攀谈中,戈叔亚问道:“老乡,你知道这座山上哪儿战死的人最多吗?”

“就是她们玩儿的那个地方。”老人指指那些小姑娘,“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一堆死人头骨,有100多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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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镝]

标签:日本 战争 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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