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襄阳那些难忘的历史记忆与光辉岁月

襄阳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全面、系统、深入研究襄阳历史，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历史问题，襄阳市社科联(社科院)日前举办了以“襄阳，难忘的历史记忆”为主题的隆中论坛，正式发布我市社科界今年研究的十项重点课题，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襄阳若干重要历史问题，展示了一幅幅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画卷。在襄阳复名一周年之际，本报特将论坛成果予以摘编，以飨读者。

悠久绵延的历史轨迹

靳进甘忠银

沿革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疆域、政区变迁的学科，“沿”即沿袭，“革”即变革，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前身。任何国家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必须将其国土划分为有层级的区域，这个区域就是行政区域，简称政区。政区有诸多要素，如层级、幅员、边界、名称、形状、行政中心等，这些因素的变迁是政区沿革变迁的重要内容。以下从行政级别和政区名称两方面论述襄阳的历史沿革与变迁。

一、历史时期襄阳行政级别变迁

早在西周时期，今襄阳地区分布着众多的方国和部族，如谷国、唐国、邓国、卢国等等。早期的众多方国奠定了襄阳行政区划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今襄阳地区纳入楚国统治。楚国在这一地区设立县级政区，如权县、邓县、庐县等等。

西汉时期，在楚国北津戍的基础上设立襄阳县。至东汉时期，今襄阳辖区内的县级行政区增多，襄阳逐步向高层政区演变。公元190年，刘表主政荆州，把荆州治所迁至襄阳，奠定了襄阳在三国及以后历史中的辉煌地位。公元208年曹操占领襄阳后，设立襄阳郡，这是襄阳作为郡一级治所的开端。襄阳郡建立后，襄阳地区有了以襄阳县为中心的高层政区，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襄阳都作为地方一级行政中心存在，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和巩固。

东晋时在襄阳侨置雍州，刘宋时期，雍州从荆州北部脱离出来，与荆州并立。西魏改雍州为襄州，事实上完成了以襄阳为名的行政区从荆州的独立，形成今天襄阳政区的雏形。

隋朝时期，实行州县或郡县二级制，襄阳为襄州或襄阳郡治所，为当时的一级政区。唐朝时为一级政区山南东道的治所。宋代襄阳是一级政区京西南路的治所，是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元代开始，襄阳的行政级别开始下降，元代至今均为二级政区治所。

二、历史时期襄阳政区名称变迁

地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一个地点的文化符号。地名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也是一种文化遗产，它用语言符号的形式记录了地域文化的变迁，体现了一个地区自然与人文的交融。

襄阳因位于襄水之阳而得名，襄水即今天的南渠。将山南水北称为“阳”是我国地名学上一个自古沿袭的原则。历史上今襄阳地区主要使用过四个名称——襄阳、襄州、雍州、襄樊。我们把从公元208年曹操始设襄阳郡至公元2010年襄阳各名称的使用时间做了一个统计，结果如下：使用“襄阳”的时间合计1039年；使用“襄州”的时间合计538年；使用“雍州”的时间合计165年；使用“襄樊”的时间合计60年。仅从使用时间长短来看，襄阳无疑是本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地名。

1950年，以襄阳与樊城合称的“襄樊”作为地级市的专名，使名满天下的“襄阳”沦落为名不见经传的“襄樊”，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割断了历史文化传承。襄阳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上无不打上了深厚烙印，从孟襄阳的风流到米襄阳的潇洒，从“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到“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名句，从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到妇孺皆知的《射雕英雄传》，襄阳的大名渗透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难以磨灭。以襄樊之名代之，割断了行政区划地名千年的历史脉络。二是认知度和认同感不高。“襄阳”这个地名已经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记忆中。以襄樊之名代之，给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带来很大不便。经过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2010年12月2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原襄樊市襄阳区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

可以说，“襄樊市”复名“襄阳市”既是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意愿，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人华侨的迫切要求，是顺应民心、体现民意的善举。

襄阳城池沧桑变迁

市社科联“历史襄阳”课题组成员叶植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根据对自然地理变化的考察，结合对新发现考古材料的综合研究表明，襄阳城前后有四次大的变迁。

一、北津戍

襄阳城起源于最迟在春秋初即已存在的北津戍，是楚国北方的一个大型军事渡口，位于襄阳城西南三里余的真武山、琵琶山北麓。唐以前通过湖东与汉江相贯通的北渠——檀溪水河道可方便出入汉江，江斜对岸是地势高爽的铁窗口，可与北津戍对置往来回返的码头，具备作大型军事渡口的优越天然条件，成为春秋战国期间楚国北进、东扩、西拓时楚军尤其是楚王师出入的聚散地，是一处有相当基础设施和舟楫粮秣之备的军事要塞，逐步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和戍卒守卫的城邑——北津戍。

二、两汉襄阳县

因为北津戍突出的交通地位，两汉在此设县，北津戍治遂成为县治。又因汉水在洪水季节携带的大量泥沙使檀溪水道不断淤高，城西之水大约于秦汉时在雨季和洪水季节被迫改道襄阳城南诸山北麓转岘山东麓，最后从岘山南的观音阁北流入汉江，称之为襄水，于北津戍所设县因位于是水之阳而被改称为襄阳县，北津戍故城遂被称之为襄阳城。

三、刘表新建襄阳府城

初平元年(190)刘表匹马入宜城，在襄阳籍好友蔡瑁、蒯越的帮助下，迅速在荆州站稳了脚跟，将首府从江陵迁到襄阳。从此爱民养士，使荆州成为乱世宁州，久罹战乱的北方流民迁入荆州者达十万余家，流寓的名士千余人。刘表对这些名士、流民都进行了很好的安置并开办学校，前后入学的生徒达千余人。刘表还在襄阳县城东北修筑了新的州城。通过对《水经注》、《梁书》等史籍记载的考证不难初步得出结论。1994年襄阳东街发现的大型砖室墓被考证为荆州牧刘表墓，使这一结论得到确认并为襄阳城的变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四、北魏末至唐前期襄阳城向东、向北迁移里许

据唐代襄阳城内所立碑刻和文献记载知北魏后期至唐中期以前，刘表墓及其地面建筑从襄阳城东门外移到东门内，据此和其它文献资料可推定襄阳城于此间向东、向北迁移了里许。西城墙已迁到现今的位置，现在的夫人城已是城的西北角，东城墙约在城内的荆州街一线，荆州古治可能为城的东北角，昭明台前为城内的大十字街。神龙元年(705)张柬之为襄州刺史，会汉水暴涨，他利用两汉襄阳县城和三国至唐前期襄阳府城垣于城西修筑了防洪大堤。

文献记载唐宋元襄阳城周九里。南宋在襄阳城东南西三个城门上增建了瓮城，重要位置包砌了砖墙，在城垣上增筑了马面和看楼，在城的东北角和西北角新建了延至江边的雁翅城，与樊城东西角楼抵江边的两雁翅城相呼应，增强了襄阳二城的防卫能力。

五、明初襄阳城向东、向南扩建

元末明初，邓愈奉命对襄阳城进行扩建，向东、向南各扩建了约400米，在南宋所修东北角外雁翅城的基础上增建了一座与之相连的角城——新城湾，向东增扩了长门段，形成今天的格局。

现在的襄阳城西墙不在一条直线上，南半部向外略微膨出，显然不是邓愈新筑襄阳城的原样，要么是西墙北半部被洪水冲毁等缘故在重建时不得不向内略收，另一方面可能是后来襄阳城西墙南半部略有外扩。

1939年日军对襄阳二城进行过轰炸，为便于城内官民疏散，将西门南侧和南门西侧城墙连同西门、南门瓮城及城楼全部拆除。1948年夏，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驻守襄阳，又临时草草修复了1939年拆除的西门南侧和南门西侧的城墙。

襄阳方志均记载护城河宽29丈9尺，仅合83米，现在的护城河一般宽度为130米，最宽处的城东南角南北水面宽220米，东南向斜煞线宽230米，这是邓愈修城以后，襄阳频仍的水患、修堤、修城等活动逐步造成的。

襄阳城东迁的主要原因是：洪水带来泥沙的淤积使城西地势不断抬高并多次破城，檀溪水在唐代断流；人们驾驭汉水能力不断提高，使襄阳城东移北挪成为可能；东挪后有利于南北交通线的取直；减少西北来洪的威胁；和樊城正面对峙，有利于防守。

魅力樊城绵长古韵

市社科联“历史襄阳”课题组成员李梦泽

樊城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要梳理樊城的变迁过程，首先应该弄清其城市的源头。

一、樊城的源头——邓国

邓国是樊城的源头，有多方面的证据。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33年，大夫詹桓伯回忆周初南方的疆土所至说：“及武王克商……巴、淮、楚、邓，吾南土也。”说明西周初年在南方有一个邓国存在。《国语·郑语》史伯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这反映出邓国在成周(洛阳)以南。北宋所出“安州六器”之一的《中甗》铭载周昭王南征，派大臣“中”到“方、邓”等地视察。唐兰先生认为“邓就是邓国”。

除文献记载和传世青铜器铭文之外，大量的考古发现也证实邓城遗址就是古邓国之所在。

20世纪70年代，省博物馆曾在邓城遗址一带作过考古调查与发掘，采集到一些周代鬲足和口沿、豆盘、豆柄以及盆罐之类的器物残片。1979年，市文管处收集到两件“邓公牧簋”。1981年，山湾墓地出土一件邓国宗室的“侯氏作孟姬簋”。21世纪初，在邓城遗址北约4公里的王坡发掘出规格较高的邓国贵族墓地。在城址东约2公里处的沈岗墓地发现自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邓国的平民墓葬。城东的黄家村、东南侧周家岗、南侧的王家巷等邓国村落遗址发现了制陶作坊和制作青铜器的模范遗物。东北侧的卞营、北侧的韩岗等遗址也有邓国遗物出土。在汉水对岸的谷城庙滩擂鼓台也发现了春秋早期邓国贵族邓子孙白墓。大量的遗迹、遗物为邓国的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据。王先福先生根据考古发现推断，至少在西周中期开始，邓城已是邓国的都城，邓城是今天樊城的源头，是严谨而可信的。

二、樊城历史发展概况

1.樊城沧桑

樊城自出现以后，其行政区划几经变化，先后称邓县、安养县、临汉县和邓城县，最终于南宋初年并入襄阳县，成为樊城镇。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襄阳市辖区之一。

樊城建城以后，其城址有一个逐渐南移的过程。东汉及三国时期的樊城可能在今樊城的北部，且地势较低，后随着汉水河道的南移、河床的抬高而逐渐向南发展，地表也不断抬高，直至形成今天樊城的地貌。樊城在历史上饱受战乱的蹂躏，城池遭到严重破坏。其后在明朝嘉靖三十九年曾经重修过一次，清朝以后则无人问津。今址的樊城是明清时期遗址，其范围大致东起丹江路、南临汉江，西至米公路，北达解放路北、人民广场南侧一线。

2.樊城在历史上的地位

樊城出现以后，与襄阳城隔江对峙，成为中国古代的战略要地。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著名的军事战役及历史事件在此上演。隋唐时期，天下一统，樊城得到良好的发展。唐朝时，大学者颜师古授安养县尉，尚书左仆射杨素问道：“安养，剧县，何以克当？”称为剧县，表明其繁复难治，也说明安养县并非贫瘠小县。盛唐诗人张九龄也曾道：“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家，今则一都之会。”也可以看出这一带的兴盛。宋元之时，襄阳地区又一次成为南北争夺的焦点。南宋末年，宋军与蒙古军在襄、樊两城对峙。元军攻下樊城后大肆屠城，致使樊城遭受重大挫折，一度荒废。在元朝奖励垦殖的政策下，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出现了“民生日集，丛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的兴盛局面。明清时期，樊城成为重要的商贸城市，形成多条繁华的商业街，在汉江沿岸修建了多处码头。各省的行商和行帮在交通方便的码头口和繁华商贸区相继建起了20座会馆。樊城的发展达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高峰。新中国成立以后，襄阳市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樊城区成为本市的经济中心和商贸中心。如今，湖北省确定了襄阳市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樊城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我们相信，樊城在未来必将继续承担光荣的历史使命，再创辉煌。

钟灵毓秀名人辈出

李俊勇宋喜微黄崑威

襄阳的自然条件是襄阳历史及著名人物诞生的基础。这个基础首先是土地、气候，这在农业文明时代，构成了襄阳较为发达的农耕经济。其次南北过渡地带及水陆交通、地形等地理因素，构成了襄阳文明发展的基础。不同历史时期，襄阳作为一个区域在同中华历史文化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对话，同时也塑造着不同时期襄阳人物的不同面貌。

第一个时期：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襄阳著名人物的诞生即深受楚文化滋养，同时也是吸收北方文化的结果。以宋玉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浓郁的楚文化与先秦襄阳人物孕育之间的关系。

在楚国发展史上，襄阳既经历过初期的筚路蓝缕，又共享过后期的繁荣辉煌，使得襄阳人兴起了作为楚人的自信与自豪，进而延伸出对楚的命运产生来自血脉深处的关切。商周时期，襄阳境内开发较早，其物产的多样性，山水同在，地理景观丰富，则利于宋玉产生浪漫雄奇的想象。襄阳地区巫风底蕴为宋玉楚辞提供着素材，促进其风格的形成塑造。楚歌、神话中的宇宙意识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巫风影响所致。

而作为中原地区诸子散文在楚传播途径之地，襄阳也便于吸收北方文化。所以正是由于襄阳作为楚文化核心区之一，以其浓郁的楚文化，吸收糅合了北方文化元素，才诞生了一篇篇绚丽的楚辞，才会有楚辞巨人宋玉的诞生。

第二个时期：两汉六朝时期

西汉设襄阳县。这一时期，襄阳在吸收外部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以刘秀为代表的人才群。这个群体在汉末乱世中，脱颖而出，最终建立东汉政权。

刘秀称帝，襄阳成为政治高地，享有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为人才孕育提供了肥厚的土壤，而东汉剧烈的土地兼并使得襄阳地区士家大族迭出。众多的士家大族为襄阳人物的培育及脱颖而出提供了保障。据史载，襄阳城南去往宜城一带，居住的刺史级别的官员就达数十人。刘表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整合部分襄阳名士及士家大族，才使其在三分天下之前能据有荆州。

刘表在任期间，襄阳学者云集，荆州学派迅速崛起。虽然刘表未能成就霸业，荆州学派在其死后也迅速散去，但襄阳毕竟曾经一度成为全国的学术高地，而襄阳著名人物亦在东汉末年呈现第一波高峰。这对于后来的精英人物来讲是一种文化吸引。当时的佛学大师释道安就是在襄阳文化的吸引和名士习凿齿邀请之下前来襄阳，使得襄阳在佛教文化史上名噪一时。

西晋灭亡，北民南迁，大量北方大族迁入襄阳，成为襄阳上层社会的主流，由于当时襄阳在全国格局中地位突出，使得六朝时期襄阳人物在政治、军事方面对全国影响颇大。在齐、梁之际甚至极大影响了南方政权更迭。同时在文化上，这些大族也不断显示出士族化的倾向，结合士家大族拥有的人才选拔权，使得更多襄阳人活跃在全国历史文化的舞台上。

第三个时期：唐宋时期

隋统一前的战争使得襄阳地区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之后唐取而代之。战火消弭，襄阳地区经济日渐恢复，逐步成为汉水流域的中心城市。同时，由于唐及北宋政治中心仍距离襄阳较近，襄阳是南方前往西安和洛阳的必经枢纽城市，其有襄阳至洛阳和襄阳至长安两条国家干道。是全国交通枢纽。加之历史上襄阳繁荣的文化，使得当时的襄阳集区域经济高地、交通高地，历史文化高地于一身，为其积聚人才、孕育人物提供了良好基础。有唐一代，湖北地区中进士者总计28人，襄阳一州即达13人。

第四个时期：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由于襄阳汉水流域经济中心地位丧失、政治及交通枢纽价值降低，其积聚区内乃至全国人才的能力不断下降。总体而言，元明清时期襄阳出现的对全国较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