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汉”城市文学形象：鲜明泼辣更应融入宏大历史

古今中外，真正耐人寻味的名城无不是历史与文化意义上的名城。一座城市的形成，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建构的产物。其中，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而历史是城市的生命。一座没有文化的城市，仅仅只是表面繁华而骨子里虚空和浅薄的建筑群而已。而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无论其经济如何繁荣，究竟还是缺乏底气，如同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或一个刚发迹的暴发户，很难赢得人们的尊重。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建构，往往是与历代文人墨客的城市书写分不开的。比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提到它们我们就会想起狄更斯的《双城记》，想起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文学巨匠们的城市叙事塑造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城市，或者说建构了各自国家的城市形象。就我国来说，提起现代中国的大城市，稍有文化素养的人也是深知城市与作家的文字因缘的。比如老舍之于北京，张爱玲和王安忆之于上海，池莉与方方之于武汉，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例子。当然还有冯骥才之于天津，陆文夫之于苏州，老一点的还有欧阳山之于广州，他写广州的《三家巷》曾经也名噪一时，不过被现在的读者逐步淡忘了。从这些点到的例子来看，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当代湖北作家对武汉的城市形象的建构，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而且在全国作家中也不可谓不出色。经常看到媒体报道说池莉已经成了武汉的一张名片之类的话，这实际上丝毫不夸张。比如她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用极短的篇幅写出了武汉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还有她的《生活秀》，从小说到电影，一下子就火了武汉的鸭脖子。武汉的城市文学对武汉的宣传效应在池莉笔下可见一斑。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与北京和上海作家的城市形象建构相比，湖北作家对武汉的形象建构还存在着某些偏执的地方。北京和上海的文学形象显然更像是“大城市”或“大都市”的文学形象，而我们的则不尽然。“老北京”的老，“大上海”的大，从来都是公认的，而曾经在抗战时期流行的“大武汉”的称谓，现在基本上成了武汉人的一种奢谈，甚至沦为了外地人的一种笑谈。个中原因，仅仅说北京和上海在经济上比武汉更发达是不够的。诚然，北京比武汉更具有传统的历史文化底蕴，上海比武汉更具有现代的历史文化底蕴，但武汉的传统与现代双重历史文化底蕴并不弱，相反可以说是十分深厚。但长期以来，“大武汉”的“大”仅仅被解读成地理面积的大，空间的大，而不是文化的大，历史的大或者时间的长，所谓历史悠久。虽然我们也在池莉之外的其他湖北作家的笔下读到过写武汉的历史与文化的“大”的作品，但毋庸讳言，还是池莉的武汉形象更为深入读者心理，这从另一个角度也折射了当代中国民众对武汉城市形象的片面化认同。池莉笔下的世俗化的武汉城市形象，与老舍笔下的老北京，与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老上海相比，确实不够厚重，缺乏历史与文化底蕴。也就是说，没有写出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没有把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给发掘出来。即使是方方近年颇受好评的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虽则是比较少见地通过文学叙事而大规模地重构了武汉的历史文化记忆，但毋庸讳言，与王安忆写上海的长篇《长恨歌》相比，两个女主人公的文化气质和生命底色的区别却是明眼人一望便知的。王绮瑶虽然很世俗，但她骨子里散发着高贵，而方方笔下的“水上灯”，虽是一代汉剧名伶，但她的人生苦斗与情感挣扎中却包孕着挥之不去的江湖文化气息。

也许有人会说，武汉就是一座市民城市，武汉的文化就是码头文化，武汉人说话就是粗门大嗓，那不叫不讲文明，那叫豪放，那叫豁达，表现了“九省通衢”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襟等等，我觉得这仅仅只是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化的表层，而不是深层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从千古风流的三国人物到唐代诗人的故地，再到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抗金重镇，及至近代洋务派风云际会的大舞台，还有抗战中保卫“大武汉”的历史壮举……更有现当代中国堪称翘楚的密集高校群落，无不表明了武汉这座城不愧是中国的历史人文渊薮之一，同时也无不说明了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当代中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误解或误读。不仅是老百姓在误解和误读，而且知识精英和大众媒体，甚至官方人士也在误解和误读。这种认识上的偏至亟待改变。据我接触的各方面人士来看，大家对武汉这座城市普遍缺乏文化认同感，因为这座城市已经被时尚的文学书写格式化了，武汉已经被想象成了一个俗气而不是大气的城市，而这样的城市形象是很难获得真正的情感与心理认同的。

倒是人们对黄冈的文化认同，在我的印象中比对武汉的文化认同要强烈和深刻得多，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地方。这不仅仅是对黄冈那片红色土地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对黄冈的历史文化的认同，古代的苏轼与李贽我们不必说，即如近现代以陈曾寿、闻一多、黄侃、熊十力、徐复观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名人，就已经让人在精神上留恋向往不已了。所以最后再说一句，我们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学想象应该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