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样的贡献诠释“荣誉市民”
据光明网2011年5月12日报道佛山启动第四批荣誉市民的评选授荣工作,规定在佛山捐助500万港元以上,或投资3000万美元,或为佛山招商引资做出突出贡献的港澳台同胞、华侨及外国人士,有资格申报授予“佛
据光明网2011年5月12日报道
佛山启动第四批荣誉市民的评选授荣工作,规定在佛山捐助500万港元以上,或投资3000万美元,或为佛山招商引资做出突出贡献的港澳台同胞、华侨及外国人士,有资格申报授予“佛山市荣誉市民称号”。三个条件,均与经济挂钩,无怪乎市民质疑有钱才能当上。(《广州日报》5月11日)
“荣誉市民”享有多项优惠待遇,又是个尊贵的称号,当然不能随便授予。而地方政府希望细化操作流程,金钱作为筛选标准,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标准不等于唯一标准。“荣誉市民”是饱含崇高社会意义的称号,仅从金钱角度标注其资格,过于庸俗,降低了这一称号应有的社会高度。
“荣誉”,是指由于成就和地位而得到广为流传的名誉和尊荣。尽管现实语境下,地位乃至成就,常常与一个人获得或拥有金钱的能力成正比,但主流价值观中,仍然没给它们划上等号。这是因为,还有很多成就和地位的取得,并不是靠金钱完成的。就比如报道中市民觉得义工傅宝珠应该获得此称号一样,长期在高明麻风病村进行志愿服,“虽然没有捐什么钱,但她的精神感动了无数的佛山人”。可惜,普通佛山市民都懂得的道理,于当地政府来说,却因对城市经济发展指标的追逐,而迷失了应有的认知。
如果一个城市的管理者,仅仅以经济门槛来衡量个人的贡献和诠释“荣誉”的含义,那这个城市多少给人太过现实的冰冷感觉,少了温暖人心的人情味。不可否认,给城市带来巨额投资和经济收益,是一种巨大的贡献,但就像获得香港大学“荣誉院士”称号的82岁扫地老太袁苏妹,贡献也可能是一种长期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它或许不能带来直接的巨额经济收益,无法让标注城市经济指标的那些数字产生些许变化,但这些工作就像港大对袁苏妹的评价那样,是在用一个人的生命影响众人的生命,以致让我们“不敢忘记”。
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城市从来就不缺乏前者,而恰恰是后者显得更为稀缺。如果说,荣誉称号应该代表这个时代所倡导的方向和价值观,那显然,对后者的倡导比前者更为迫切。可如果,一个城市的“ 荣誉市民”评选仅面向有钱人,那无疑是在政府层面向社会强化一种拜金文化,而这种导致社会风气和道德标准异化的文化,显然更是应该由政府出面予以纠正和约束的。
不止是佛山,国内不少城市的“荣誉市民”评选,都体现出这种权力媚钱的倾向。我们可以理解,城市管理者对经济飞速发展的渴望,毕竟, 这也是最容易予以评价的政绩指标。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倾向就是正常的,也因此,才有了市民的质疑。而如何回应市民的质疑,其实不仅体现的是一种行政智慧,更是一种行政伦理。我想,不将对城市的贡献险隘地局限于经济范畴,应是这种伦理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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