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出招”如何打击城建浪费

昨天，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调查报告，题为“91.3%受访者直言当前城市建设浪费现象较多”，其主要表现是大搞形象工程，像河南驻马店两亿元建梁祝故里，安徽怀宁要花27亿打造中国爱情之都，福建省平和拟斥资30亿元打造世界级文学小镇。

其实，不用调查，所有生活在城市的人都应该对城市建设中的浪费感同身受。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分组讨论时说，“如果我们紧一紧、省一省， 作风方面稍微改进一下，一年省几千亿元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发现现象容易，整治这种现象很难。浪费之所以成行成市，明目张胆，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现行的制度之下，基本上对它没有办法。

我们该怎样打击浪费呢？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毛主席的办法，用运动战的方式来打击。浪费，并不是现在财政充裕了才有的现象，早在战争年代，浪费就难以杜绝。1934年1月23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会议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就曾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工作人员明白，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也是“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句话的原始出处。从战争年代到建国以后，打击浪费一直用的是政治运动的做法，最典型的就是1952年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及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这场运动中落马。

最好的办法，是用香港的办法，进一步完善预算审批和公开机制，让花钱在事前事中事后都受到监督。香港每年编制预算之前，会召开几次公开的质询大会，任何人都可以去发表意见。香港预算报告非常翔实，钱用到哪里一看报告就非常清楚，有些几千元的开销都有单独列支。然后，这份在民意基础上产生的报告仍要经过立法会审批。在预算执行期间，如有项目增加投资，新增部分必须重新向立法会报批。反观我们的预算，只在各级人大会会议那几天拿来审议，预算内容异常粗糙，是否恰当，让人无法判断。去年，北京市级预算支出的第二大项为“其他支出”，高达146亿。至于预算的变更和追加，更是政府的当然权力。这种变形虫一样的预算，如何治得了浪费？

除了毛主席的办法和香港的办法，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中，被调查者也提出了一些办法，其中两个办法排名最为靠前，有88.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建立问责机制，追究浪费行为；有69.9%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引入并扩大民意对干部的考核权。这两个办法，其实意思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官员的乌纱帽和浪费联系起来。现在，官员们之所以热衷于形象工程，因为他们只会因为浪费而受益，不会因为浪费而倒霉。所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一眼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要让浪费和官员的评价、问责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样的制度该怎么建，该怎么运行，这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高增长掩盖了很多制度性的问题。随着现在增长速度的放缓，那种大手大脚铺摊子的形象工程难以为继，整治浪费，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