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旁观者的冷漠看道德背后的法律缺失

6月27日，河南打工青年邓来英在福建石狮市街头，面对正在实施抢劫的歹徒，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制伏歹徒，并将包送还给随后赶来的陈女士。忽然一个手拿一尺多长砍刀的年轻人在围观的人群中乱砍。邓英来不顾大腿被砍伤继续与歹徒进行了5次搏斗。“在我抓歹徒的过程中，如果能有人帮我一把，我也不至于被砍成重伤，歹徒也可能不会跑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气焰也不会那样嚣张。”提起6月27日的那一幕，邓英来对围观群众的冷漠和麻木还感到痛心不已。（7月28日《郑州晚报》）

痛心的岂止是邓来英一人？在无数个类似的事件里，我们看到了无数围观者视而不见的眼神。那一刻，人们无需承担见义勇为的遭遇伤害风险，只需伸出一双温暖的手，可是都没有人这样做。

面对围观群众的冷漠，我们一直在追问：今天的道德感的缺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个人物欲的刺激，让人仅仅关心个人利益？还是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已经失去了对生命的起码关注？

对此，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郭梓林先生认为，“在熟人的社会里，是熟人在约束自己，当人们流动起来之后，不但熟人约束不了自己了，陌生人更约束不了”“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处于一个信息相对封闭，人口相对不流动的社会，行动和思想都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只要有一些约定俗成的道德和规范就行了。当让个人置身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中，人们失去了道德规范形成的束缚。然而，一进入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和城市人口激增的时代，原来的法则就会彻底消失。”

这样的分析也许不无道理，但是仍然让人感到困惑：据西部商报报道，2004年12月10日晚，岷县堡子乡村民侯某，借着酒劲闯入卢某家，对卢某的女儿明明(化名)和其母亲进行强奸。事发后第三天，明明的哥哥回家得知后报警，但民警并没有调查，只把当事人双方叫去做了笔录，并没有对嫌疑人侯某采取强制措施。侯某在警方调查的当天晚上再次来到明明家中施暴，并当着明明母亲的面，对明明连续强奸3次，接着又对明明母亲以及前来求情的明明的奶奶进行强暴。明明的哥哥立即跑到村上向200多户人家求救，然而村民大多关门谢绝。

按郭先生的说法，为什么在一个与外面的市场社会基本隔绝的“信息相对封闭”的村庄，面对色魔连续强暴一家三代，同是“熟人”的200多户乡邻面对求救，却视而不见、“关门谢绝”？

可见，冷漠是人不分生熟、地不论南北。社会的开放、人口的流动并不是产生人们道德冷漠症的必然因素。

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道德破坏始于晚清。从五四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旧的道德秩序一直被破坏，新的道德秩序却一直未能确立。试图从重建道德的角度对人们的道德冷漠症加以施救。并且提出两剂药方：一是慈爱心。只有慈爱，才能够像无声的细雨，渗透进灵魂，改变精神世界。二是敬畏感。让人相信冥冥之中一双审判的眼睛正注视着人间，让那些不承担道义责任的人，受到自己内心的谴责。如此，冷漠的幽灵定然会从中国大地消失。

如何让人产生“慈爱心”和“敬畏感”？靠道德教化吗？中国是一个礼仪道德之邦，从来不缺乏道德教化。“扶危救困”、“舍己救人”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准则，然而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见死不救的事情一再在我们身边发生？道德是人的内心信念，它离人的行为准则毕竟还存在一定的距离。道德的重建毕竟不能仅靠道德本身，特别是在一个“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法治社会，离开法律谈道德，往往会让人失望的。

什么是法律？德国法学家耶林说：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使他们之间保持平衡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法律。法律通过给予报酬的手段对人类的权利加以规定，通过进行制裁的手段强制人们履行义务，这样就可以实现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结合。因此，旁观者对于受害者来讲，是义务主体，他负有施救的义务，当他施救的时候，他是在维护社会利益，但同时他又是权利主体，作为权利主体，他希望自己的生命权利得到合理的保障，如被救者的合理报答、国家给予的伤残附抚恤金、被抚养人的抚养费等，只有他的上述权利得到法律的、而不仅仅是道义上的保障时，才能使施救义务成为一种可能，因此他的利己主义是合理的。他在利己的时候也同时在利他、利社会。

道德从来是与法律紧密相联的，道德只能约束道德高尚的人，而对不讲道德的人是不起作用的。因此道德的重建必须依靠制度的创新和法律的保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除了各地标准不一的“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以外，还没有一部保障见义勇为者权利的法律、法规。

一个不能保障见义勇为者权利的社会，决不可能是一个有道义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当冷漠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观念的变革是艰难的，一味哀怨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也是徒劳的，否定制度创新的引导作用，坐而论道，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有效解决“旁观者”权利的前提下，促使“旁观者”履行义务，才是一种较为务实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