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诞生史：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的百年缩影

辛亥革命吹来了一阵相对自由的风。民国初年，人人盼望重建，一帮老上海滩人一腔热血洒在实业上。加上此时军阀混战，政客们忙于战事，无暇顾及经济发展，倒是给经济留了些空间。一时间成就了一个中国实业的黄金时期。

此时，树立起权威的中国银行，也得到实业大佬们的肯定。江浙财团及各大银行、交易所、申新、宝成纱厂等大企业纷纷向中国银行购买股份。

赶在这发展的契机上，实业和金融相互扶持，中国银行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年代”。

到1928年底，中国银行的存款额增至四亿元，在上海金融市场上，足与外国银行相抗衡。

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改组为专业的国际汇兑银行。中行改组初期就提出，“营业方针不可不侧重于商业方面，注意与商民之往来”。

改组后，中行对政府机关和个人的贷款比重逐渐减少，对工商业、农业和交通业的贷款大幅增加，1930年后的5年内，中行的工业贷款增加了两倍，商业贷款增加了一倍。

另外，发挥专业国际汇兑银行的优势，改制后的中国银行陆续建立国外直接通汇处60多个，特约代理店90多家。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主要的工业是纱、粉、丝三业。这三大行，在当时充当了民族经济支柱。中国银行在这个行业的贷款，占到8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期间，中行陆续组织了很多社会性组织，聚笼了一批实业家和银行家，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最著名的是，1932年3月，中行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国货厂家星五聚餐会”。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加强国货工业同行的交流，交换经验，共同研究发展策略。

交流多了，会员们逐渐认识到：要想达到抵制洋货的目的，可以利用银行的资金，把工厂的产品运到各大城市，与当地的大商店合作，设立专门推销国货的大型商店，用“中国人要用中国货”的理念，发扬群众的爱国热情，对抗日本货的倾销行为。

统一意见达成后，“星五聚餐会”下设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专门负责此事。

该会章程明确指出：“以集合本国工商业同志，谋切实合作，而利国货制造与推销为宗旨。”随之而来的，是1933年中行创设“国货介绍所”，并指示各地中行组织成立国货介绍分所，推销国货。1933年2月9日，中行参与投资，在上海成立“中国国货公司”，成为当时全国专销国货的最大商场。

在那个年代，爱国救国，不只是一个中国人的行为，也是一家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

在上海，当年有个名为“中行别业”的小区。这个小区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623弄，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员工建设的集体宿舍。这里曾经是令上海人羡慕的一个地方。有商务礼堂，有休闲花园，年轻人可以自由恋爱，被认为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福地。

但是，就在1941年3月22日，噩梦袭击了这里。

给日本卖命的汪精卫，组织了一个叫“76号”的特务组织。这天凌晨，将中行别业团团围住。一阵骚乱后，特务们破门而入，涌进每一个宿舍，拳打脚踢，凡是银行员工都用手铐和麻绳绑在一起，总计128人。

上海分行的三个部门主任遭遇迫害，造成两死一伤。

第二天，汪精卫在上海《中华日报》上发表谈话，以128名中行员工的性命逼迫当时的四大行发行日本在华推行的“中储券”。

4月8日，在外国大使馆的协调下，128名中国银行员工终于被释放。但是，这只是开始。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展开了金融大战，金融工作者遇害的事情常见。甚至，中国银行各个行址屡被轰炸，并遭遇日本兵的抢劫，中行不得不四处搬迁办公地点。总行也相继从上海搬到香港，最后落脚在重庆。

日伪联合准备银行建立后，天津中行停止供售外汇。当时，因为存在私人南调资金和购买南方物资的需要，所以经常会有到上海的汇款，因而上海法币(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货币)价格高于天津。为了维持法币在华北的流通，天津中、交两行决定，凡委托两行往上海汇款的，按规定收取1‰的手续费，对上海地名的法币也同样接受。由于在上海租界内中外银行仍用法币买卖外汇，天津地名的法币可向上海汇款，还能在上海买到外汇，增强了人们对法币的信心，使得法币在华北沦陷区内仍占主要地位。

青岛中行所发行的青岛地名券也同样受到日伪压力，被强制贬值和禁止流通。为了维护持券人利益，中行委托香港汇丰、麦加利(渣打)两银行转托它们的青岛分行代为收兑法币。垫付的款项由上海中行归还给它们在上海的分行。1939年3月到5月期间，上海中行共代为拨还35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即使四处流离，中国银行也照常营业，拒绝使用“中储券”。特别是在抗战前期，中行还在海外增设了18个分支机构，组织华侨捐助国内抗战。陈嘉庚就是在这个时期，往大陆的中国银行存进了不少钱。

为了抗战需要，中行总部于1939年6月决定改分区发行为集中发行，在香港成立集中调拨委员会和集中发行处。自1939年8月1日起，中行的发行及资金调拨工作统一于总处，各地联行头寸由总处统一调剂盈虚，各行所需券料，也由总处区别轻重缓急予以统筹。这对于缓解当时钞券供需矛盾，保证军需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0年，中行接到了来自八路军的一封感谢信，信件署名：“第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民国28年1月29日”。此信是周恩来代表八路军办事处专程感谢中行转汇海外侨胞支持八路军的。1939—1945年，中行累计经收侨汇2.30亿美元，比战时中国与英美两国易货贸易借款的总额还多7000万美元，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银行，像一个赤手空拳的人站在炮火中，遭遇着悲惨，但是依旧维护着一个独立、有责任感、有尊严的民族金融机构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