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留爱小组53位老人集体决定捐遗 缅怀捐遗朋友
“活着我们要多做贡献,离开我们也要造福后代。”汉阳区老年大学教室内,与红会签订了去世后捐献遗体的53位老人一起唱起了《爱的奉献》,他们希望更多人能加入到他们的“留爱小组”。
“拿到‘绿卡’是一种骄傲,我们都是决定去世后把身体全部捐献,提供移植、医学研究。”75岁老人夏光中拿出红十字会发给他的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纪念卡,向记者做介绍,遗体捐献卡是绿色的,大家都自豪地称之为“绿卡”。[详细]
老父亲“扣”护照逼女儿:不同意我捐遗体就别想出国
武汉江夏,62岁的胡其荣,为了实现自己捐献遗体的心愿,最后采取“扣留”女儿护照方式,逼女儿就范。
胡其荣的两个孩子和老伴都在国外。“我想叶落归根,如果有一天人不在了,也能留下点什么。”一年前,胡其荣萌生了去世后捐献器官的想法,但遭到家人一致反对。他一直写信、打电话,老伴、女儿都不愿为他签字。去年底,两个女儿回国看望他,胡其荣扣下两个孩子的护照。“如果不同意我捐献遗体,就别想走。”两个女儿这才含泪答应父亲。为防止离世时孩子们不能很快赶回来,胡其荣还指定了其弟弟胡拥军为捐献者执行人,到时通知市红十字会,进行遗体交接。 [详细]
遗体捐献者不足200人 包头医学院面临“无尸可剖”窘境
解剖学是包头医学院开展教学的基础学科,学生们毕业后无论从事医生、麻醉师还是检验师,都要练好“人体解剖”这个基本功。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学生们的解剖课面临遗体来源紧张的情况,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市遗体捐献的尴尬现状。
遗体用于科研和教学,应归类于消耗品的范畴内。通常情况下,一具遗体在科研和教学的过程中,配合完成一次全面的解剖,就应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面对医学院一个班同学40余人使用一具遗体的无奈现状,学校只能是“节俭”教学。 [详细]
武汉筹建最大遗体捐献者纪念广场 家属感情应照顾
乡下过年,烧香拜佛必不可免。名寺古刹自然人满为患,就连荒山野岭的无名寺庙,都熙熙攘攘,门庭若市。记得八年前,我第一次去妻子家里过年,被丈母娘叫去拜佛,到了半山腰的一座寺庙,入目一片残败,然而香烟弥漫,香火极盛,参拜者络绎不绝。当然,这些善男信女几乎都出自草根,名寺门槛太高,只能来此无名之寺,求一个心安。
“封建”被误用,源自政治对学术的强暴。“迷信”沦为一个贬义词,则源自理性的专断。从迷信的字面来看,指盲目相信,至于相信什么,并未交代。那么,我盲目相信理性、相信科学,是不是可称迷信呢?显然不能,因为迷信的定义者,便是理性与科学的力量,它们岂能自己否定自己,在自己身上,涂抹负面的釉彩。 [详细]
捐献遗体无上门服务 人手不够还是人心不够
22岁湖北枣阳小伙张琪患白血病,病危之际致电武汉市红十字会欲捐献遗体,却被告知不提供上门服务,想要捐献,自己上门来填表。此事被曝光后,引发强烈关注。楚天金报14日报道说,武汉红会对此的解释是人手紧张确实无法上门服务;当天接线的非正式员工,是志愿者。目前已派人探望。待张琪与父母商量后,将全力配合其进行遗体捐赠,让他的爱心得到传递。
这又是一件典型的,不曝光都是困难,曝光了全都解决的事件。所不同的是这里面有一个年轻小伙对人世的眷恋与热爱,于是,整件事愈发令人悲愤。红十字会人手少大概的确是实情,但为什么媒体一曝光,不仅办事,连探望的人手都有了?这大变活人的法术来得很是熟练。[详细]
遗体需求缺口大 山区老人捐献苦无门
广东肇庆市德庆县80岁老人梁儒在自己独居的小屋中静静地等了一天,但依然没有等到可以接受他死后遗体捐赠的任何消息。梁老始终不明白,他一心想办件好事,却一直拖了2年,怎么也办不成。
为了把这件好事办成,梁老想了很多办法,他不仅写了自愿捐献的承诺书,还多次走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至今他都没有办妥任何捐赠手续,当地也没有任何单位承诺接受他的遗体捐赠。[详细]
武汉筹建最大遗体捐献者纪念广场 应考虑家属感情
从2000年的1名捐献者,到去年的183名捐献者,截至目前,武汉遗体捐献者数量已达到800多位。随着遗体捐赠者数量的逐年增加,位于石门峰陵园的武汉遗体捐献者墓碑即将被刻满。
2005年3月26日,武汉市红十字会联合石门峰陵园修建了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纪念碑由一尊“生命之光”的雕塑和四本“日历”样式的8块墓碑构成,上面密密麻麻地刻着从2000年至今遗体捐赠者的名字。[详细]
消除捐赠制度障碍 遗体捐赠应“本人说了算”
“去年广州只有10余人捐献遗体,相关条例制度不完善,严重限制了志愿遗体捐赠者申请。”市政协医药卫生界政协委员向全会提交提案,建议取消“遗体捐献人应取得所有直系亲属的签名同意”条款,实现遗体捐献“由本人说了算”,消除捐赠遗体的制度障碍。
不少有意捐赠遗体的市民反映,遗体捐赠手续繁琐成为阻碍成功申请捐赠的绊脚石。因为按照现行《办法》规定:捐献人填写“申请登记表”时,应征得所有直系亲属的签名同意。但在现实中,直系亲属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往往拒绝签字,或者由于不在捐献者身边,甚至旅居国外,难以在短时间内签名,或者在签名同意后反悔。 总之,在实际操作上,困难重重。[详细]
中国器官捐献制度难以推行 设计缺乏人情味
经过两年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已在全国19个省份试点开展,截至目前,共有627人捐献器官,挽救了1713个垂危的生命。今年元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已正式开展工作,今后一段时间将积极完善独立法人治理结构,对器官捐献相关工作出台系列规范性政策。亮点之一是,将设器官捐献基金,基金来自政府彩票公益金、社会捐赠等,所筹善款主要用于缅怀器官捐献者,以及对器官捐献者逝世后留下的贫困家庭,进行人道救助。
目前,国内每年约有150万人次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1万人次能够进行移植手术。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开展两年,共有627人捐献器官,这个数字显然不可观。为何国人不愿意捐献器官以及遗体?[详细]
一些陈旧伦理观念、落后习俗的制约依然存在,“死有全尸,入土为安”等老观念在老百姓的潜意识中仍普遍存在。许多老百姓并未认识到遗体捐献的意义,有的甚至闻所未闻,更谈不上了解捐献流程、捐献联系方式、遗体接收站等操作细节。要想彻底解决“器官荒”难题,还要把诸多考量上升到制度和法律层面,如此,化解遗体捐赠者及其家属所遇到的困境就有了政策依托,而不必依靠民间慈善力量为之兜底。
很多人一提到遗体捐献就避讳,甚至反感,很大程度上是对遗体捐献后能发挥的。其实,虽然没有葬礼,不会入土为安,但这些捐献者却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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