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驾机起义国军忆：降落时险被解放军打死

那时，日本的潜水艇在印度洋非常猖獗，我们乘坐的军舰需要严密护航，前方左右各有一艘驱逐舰，后面有一艘万吨级的巡逻舰压阵，以曲线式的航线向前驶进。这些都是为了躲避敌方潜水艇的突然袭击。为了避开复杂的战况，军舰经过好望角向西驶进大西洋，渐渐地离战火中的祖国越来越远。

记得好多个在船上生活的夜晚，我都难以入睡，站在船头，海浪滔滔，海风习习，不禁思绪万千。回想到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日本飞机到处狂轰滥炸，祖国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经过这么严格的训练，承受远离家乡父母的痛苦，我只希望能够掌握好飞行本领，尽快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驱逐日寇。

几天后，我们到达纽约港口，上岸后改乘火车从东到西，到了洛杉矶附近山他安那基地，接受预备飞行训练。现在回想，在初级飞行训练阶段我经过长期的练习，飞行技能有了相当好的基础。

在那时，我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得了中耳炎，不能在高空飞行。当时招生时有规定，凡是逃避飞行的都会被押送回国。但是领导知道我飞行技术不错，不是为了逃避飞行，就没有把我押送回国。我顺应安排去了美国东岸的耶鲁大学学习航空军械。我在那里做地勤的工作，就是为保障飞行服务的，工作就是准备飞机上的装备，像炸弹、机枪什么的。

茫茫天涯路，何处是归途

1945年5月，我们这一批飞行生在美国学习结业回国，分配在空军第一大队三中队任军械员，参加了抗日战争，当时部队在四川。这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赢得了100多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首次胜利。那时我满怀希望以为能够重建祖国和家园，却没想到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了内战，使全国重新陷入炮火连天的境地。另一方面，从美国回来时，领队和翻译告诉我，当年年轻气盛和上级发生冲突为自己档案记上了“出国查看”这一处分，无论我后来怎么努力这一记录都没办法撤销。我很气愤当时的国民党官员怎么会气度胸襟如此之小。同时，我也深深担心自己未来的发展前途。我对于国民党的怨气日益加重。

正在这时，我随部队从四川移防到武汉王家墩机场。经过同学的介绍在汉口认识了一位当时的进步青年，叫盛中衍，我从他那借了不少进步书籍。1946年年初，我随中队移驻北平，不久盛中衍也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借读。我们经常见面，盛常和我谈论一些国内形势，并向我推荐《晋察冀日报》等进步报刊阅读，使我对解放区开始有了些印象。在这期间，他曾经劝说我去解放区，最好能驾机飞向解放区，中间我做过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

1948年年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国民党军队败退。我所在的飞行大队撤退到武汉，中间我又曾经想驾机起义，可是时间太仓促，一是没有下手的机会，我只能随国民党空军离开祖国大陆飞向台湾，驻守台中机场。

那时候到达台湾，周围环境美丽恬静而我们的心却躁动不安，根本无心看风景。“茫茫天涯路，何处是归途”，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在祖国大陆的亲人，惦记着祖国家乡人民的安危。那时，国民党内部非常凄凉。记得那年中秋节，大家聚在一起借酒消愁，谈论着对家乡的思念，惊恐、疑惧、陌生、惆怅、思归的情绪在这些背井离乡的人群中弥漫。很多人都想冲破藩篱，脱离那个孤岛。我算是当中最早下定决心的一个，时间越长，我渴望起义的心情更加迫切。

故乡，我回来了

我开始留心观察整个机场的情况。当时，台中机场控制得非常严格，四周警戒森严，但我发现在机场的一角，另有一个小停机坪，停放着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的两架座机和其他几架初级教练机。由于停放的都是些轻型飞机，警戒稍松一些。几天前我检修飞机时，有意识地去那里闲聊，了解到两架教练机已新换了发动机，而且已加满了油，于是决定就在这里下手。

我本来计划定在1949年12月25日那天，因为那天是圣诞节，按照美国空军的习惯，照例休假。整个机场静悄悄，很多人去喝酒跳舞了，停机坪空无一人。我就绕着飞机观察，发现似乎增加了警卫，我觉得时机不对，容易引人注意，就推迟一天下手。

26日中午，台中机场显得非常寂静，飞行人员和地勤保障人员都离开机场吃午饭去了，指挥塔的值班员也因暂时没有飞机起落而闭目养神，只有几个哨兵在无精打采地游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