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教授谈给官员看心病：常在会所 他们很封闭

福建省红十字会心理援助办公室副主任詹锦华最近就遇到一个患者，他对詹说，机关将要提拔一个办公室主任，结果“群众推举是我，领导推荐是我，公示名单是我，可任命名单不是我”。结果公布后，他觉得五雷轰顶，“连朋友的祝贺酒都喝了，你说我咋办？”

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2012年那次调研得出的结论中，除了“职务升迁受阻”外，其他几个被列出的心理压力来源还包括，工作责任、住房负担、领导工作风格、目睹腐败与抵制诱惑等。

这次调研还得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结论，即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题为《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所得出的结论相似，相对于行政级别为处级的被调查者，科级和科员感受到的来自角色超载的压力明显偏高。

李恒对此结论有切身之感，他所在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接诊过的基层公务员数量远远超过所谓“官员”数量。他们曾这样向李恒描述自己的境况：“可能说错一句话一辈子就完蛋了”；“我们这种陪领导的岗位，压力是常人想不到的。”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几位学者还先后提到了一项对国内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进行的调研。该调研发现，与“畏罪自杀”的社会想象不同，一些主动结束生命的官员反而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公务员。

有多年心理咨询经验的詹锦华告诉记者，有一些来向自己咨询的乡镇干部“往往是很廉洁的”，“领导班子里大家都要就你不要，当然会被看作异类，成为孤家寡人”。

作为中科院心理所国家公务员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祝卓宏对这种现象也印象深刻。他曾经遇到过一个专程来北京看病的外省干部，他业务能力出色，但一到签字的时候就害怕，总是担心财务虚报瞒报，“如果我真的贪污受贿做错事，我受这些罪是应该的，但是我没有做错事啊”。他患上了抑郁症，觉得自己对不起组织培养，他甚至希望出车祸，或者得一场重病解脱，因为这样可以“死得体面”。

“这也是一类很典型的病人，他们觉得现状和原先教育所接受的价值观和信仰不一样了，又无法逆转这个局面。”许燕解释道。

所谓“官心病”不能简单视为患病官员的个人问题，“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许燕与祝卓宏都将2009年视为全社会开始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体公开报道中，共有13个官员自杀。为此，中纪委、 中组部的有关负责人曾经专门到中科院心理所考察座谈，并请专家做事件分析，特别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和问题。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质的意见》。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有些心理学专家还被请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专家小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里开始出现了心理学的部分。

但在采访中，许燕几次提到，所谓的“官心病”绝不能简单视为患病官员的个人问题，而真正的治病者也绝非他们这些学者，“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祝卓宏同样向记者强调，“解决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方法一定不能只靠心理学，也不能等到有了问题之后再去治心病。我们讲，治病是下医做的事，治人是中医做的事，而大医要治国。”

在进入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之前，李恒曾在德国做过3年心理医生工作。他发现，除了待遇中上、工作稳定之外，德国的公务员群体相比其他社会群体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要按部就班地各司其职就可以。同时这一群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力”，在高度程序化的办事规则里，贪污腐败的可能被大大降低。 “中国的官场不一样，权力放在这里是个很大的诱惑，做坏事与不做坏事都有很大的压力”。

李恒说，自己在德国也给近100名当地公务员做过心理咨询，不过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是，德国公务员感到抑郁的原因并非压力过大，而通常是“工作太稳定，缺乏激情，对生活提不起兴趣”。

许燕则记得，在国外，有关职业健康心理学的研究通常都会将目标定在影响决策与政策制定上，定在改变社会大环境上，“也只有这种走法才最有效”。

“只有建立一个健康的组织文化和制度环境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公务员们的心理健康，否则就是治标不治本。”她向记者讲起，自己所在的北师大心理学院曾经开展过为干部制订心理测评问卷的工作，结果这项工作到后来不得不终止——所有的测评方法都会被官员破解，他们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答案会带来何种结果。

“测出来一看，结果都非常好，好到什么地步呢？好到全是满分。”讲到这件往事时，许燕忍不住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