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在信息透明中理性应对H7N9

在信息透明中理性应对H7N9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在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状态决定了化解危机的成败。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9年的甲流再到此次禽流感，我们见证了政府部门放下身段，实现从观念到行为的转身；也见证了公民公共精神的日渐形成。

H7N9禽流感疫情继续发散，伴随着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的增多，各地政府的应对也日渐理性而有效。昨天，北京市确认第一例病例，从就诊到确诊仅用一天半时间，如此快速确诊，既有效保障了患者的及时救治，也显示出政府应对危机的行政效率。北京市连夜开会，部署十项应对措施，这与10年前的非典疫情相比，堪称天壤之别。

应对公共危机，政府不能“一个人”去战斗，如何取得公众信任、寻求与公民的合作至关重要。当年非典正是由于信息公开的缺位，一度让政府部门陷入信任危机。经过10年历练，中国的公共应急法制不断完善，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显著提高。发现疫情第一时间通报社会已成行政常识，政府官员也已从观念上摆脱了信息公开的诸多顾虑，公民知情权不再被忽略。此前网络传言发现疑似病例时，北京市卫生局就表示不会向公众隐瞒，这次确诊病例的公布即是一种信任的兑现。正是这种理性的行政力量，才及时消除了网络上的一些错误传言，准确传递出公众所需的资讯，并获得了民众的普遍信任。

在疫情管理中，也有一些民众基于担忧表达了各种质疑与猜忌，但政府部门大都能敏锐把握民众心理，及时做好解释和辟谣工作，这种取信于民的姿态值得肯定。由于透明公开的机制，政府的行政措施也更加科学有效。无论是对H7N9踪迹的“追查”，还是及时确定重点监控人群；无论是针对易发领域和行业采取管制措施，还是确诊后的风险提示，都体现出政府在疫情面前不再手忙脚乱。据报道，北京市卫生、农业、林业、工商等多部门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目前已累计监测44万人次，这凸显出行政应急在理念进步的同时，应对方法也日趋成熟。

公共危机向政府提出了更高挑战，比如快速敏捷的反应机制、及时全面的资讯公开等，同时也为政府寻求与公民合作、提升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提供了契机。经过多年危机管理的实践，政府部门学到的最重要经验应该是：理性是应对危机的关键，只有政府的理性行为才能引导出公民的理性参与，激发出公众的公共精神。面对疫情，公民不是心有恐慌或冷眼旁观，而是抱着对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的尊重，理性围观，参与和监督政府部门的治理过程。

由怀疑与对抗到信任与合作，在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状态决定了化解危机的成败。此次疫情中，大多数身边的人并无恐慌之感，这份淡定无疑来自对政府治理的信任，来自对政府寻求与公民合作的嘉许。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9年的甲流再到此次禽流感，我们见证了政府部门放下身段，实现从观念到行为的转身；也见证了公民公共精神的日渐形成。未来的社会或许充满更多不确定性，但我们相信在应对危机的道路上，政府和公民都能在合作中走向成熟、理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