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公民失去对法律的信仰

忠于法律就是忠于正义，是对每个公民的权利负责，至于其他，已超出了司法职能的范围。职能越界，司法所受干预也越多，案件越复杂，冤案的伏笔就此埋下。一个公民在被司法伤害之后，还能坚定地相信法律，这是最大的幸运，也该成为司法改革的最大动力。

继浙江张氏叔侄案后，又有冤案曝光：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北省安新县端村镇大河南村村民赵艳锦被冤枉杀人错关十年，但是直到法院判决后20个月才被放出来。因为不知道妻子已被判决无罪，丈夫继续上访，因此被劳教，失去人身自由近300天。

在曝光的这些冤案中，很难说谁比谁悲情，谁又比谁幸运，但是赵案所呈现的冲突性，显然更为强烈。在赵案中，正义二次迟到，没有随着宣判及时到来；赵艳锦的丈夫，也因为上访而被劳教。在这里，司法问题，信访问题，劳教制度问题，堆积在一起，压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身上，公民命运的波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

赵艳锦2001年入狱，一审无罪，二审无期，三审无期，最终河北省高院于2011年判其无罪，几轮审判下来，耗费十年光景。令人困惑的是，此案中判决的变更，直至最终赵艳锦被无罪释放，并不是因为有新的证据浮现。事实上，在这几轮审理之中，所依据的证据基本一致，差异之处，只在于部分证据时而被强化，时而被弱化。对证据重要性的不同判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理结果。

司法审判的这种弹性让人忧虑。这种弹性不单缘于案件本身的复杂，对同一证据有不同解读空间，更在于审理中出现的各种违规，包括违反诉讼程序，超期羁押，伪证问题，以及“尚不能排除”的刑讯逼供等。另外不可忽视的是，一审无罪后，检察院的抗诉决定，是在死者家属大闹法院并割脉自杀的情形下作出，抗辩启动后的二审，以同样的证据链宣告了赵艳锦有罪。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法院的审理是不是受到干扰，从而影响了对案件证据的解读，进而作出颠覆一审的判决。

这种怀疑不是多余。实际上，无罪宣判的莫名迟到，也与此息息相关。无罪判决书于2011年5月下达，邮寄到保定中院已是半年后，为何要半年之久，尚不得而知。但在无罪判决书到达之后，保定中院延迟十四个月宣判，正缘于担忧死者家属难以安抚，“在做好稳定工作之前，不便贸然宣判”。十四个月的超期羁押，不是因为对判决有疑义，而是“做好稳定工作”的思维压到了法院——在死者家属情绪稳定之前，赵艳锦的自由，不得不让路。

在死者家属的稳定和蒙冤者的自由间，很难判定谁重谁轻。法院只需考虑真相和证据，忠于法律，按程序办事，有罪就判，无罪放人。忠于法律就是忠于正义，是对每个公民的权利负责，至于其他，已超出了司法职能的范围。职能越界，司法所受干预也越多，案件越复杂，冤案的伏笔就此埋下。

要防范冤案发生，必须铲除冤案发生的土壤。这种努力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让司法足够独立和中性，剥离权力、资本乃至舆论等外在力量的干扰；二是在中立的基础上，毫无保留地适用程序正义、无罪推定等现代司法理念。正如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撰文所言，“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社会无疑要为“错放”承担风险，但这是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在对程序的尊重中，公民权利获得了来自司法的审慎的敬畏。

审判的偏差，让正义迟到十年；无罪判决的延迟，让正义的到来又延后了二十个月。对于赵艳锦而言，这种双重的伤害足够深刻，对司法而言，它也应该有同样深刻的经验、教训。欣慰的是，冤狱并没有磨灭赵艳锦丈夫对法律的信仰，伤痕之下，他依旧相信法律。一个公民在被司法伤害之后，还能坚定地相信法律，这是最大的幸运，也该成为司法改革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