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巡视制度改革要清除信息的传达障碍

最近，10个中央巡视组已分别进驻一些央企和省市。作为本届政府的首次中央巡视工作，本轮巡视规模与往年相仿，但正式启动前，运行10年的中央巡视制度迎来变革。

通过媒体近期的密集报道，中央巡视组的职能、工作方式、流程，为外界获知。此外，中央巡视组的一些重要改革信息，也随之传递出来：一是巡视工作更有针对性，从以往的多元化作业到重在“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二是巡视组组长“一次一授权”，巡视组长不是长久职务；三是巡视关口前移，“下沉一级”了解领导干部贪腐违纪等情况。

这些改革都很有针对性。中央巡视制度从1996年建立至今，发展成一种常态化且指向高官要员的党内监督机制，并成功牵出侯伍杰、徐国健等大案。不过，中央巡视制度的很多问题也暴露出来——利用巡视权力寻租，巡视接触不了地方实情而沦为过场，等等。巡视制度到了改革的必要关口。

巡视制度的职能特性，决定了改革的两个重点，一是对巡视组自身权力严加约束，截断其利用监督权寻租的路线；二是强化巡视组的信息索取能力，使有用信息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毫无障碍地传递。这两点在目前的改革信号中，都有不同程度体现。前者如“一次一授权”，就意在摘掉巡视组长的“铁帽子”，增加巡视工作的不确定性，使得地方难以灵活应对消解巡查的效力；后者如公布巡视组联系方式、扩大巡视对象、听街谈巷议等，都是扩充巡视信源的必要之举。

对巡视权力的约束，做到刚性并不难，巡视制度改革，难就难在如何打破地方的信息围城。网络时代信息传递多元化，但这种传播的模式，不一定能清除信息上传下达的障碍。在行政体系架构之内，信息仍是按行政层级传递，巡视组开展巡视工作，地方政府有将信息的传播通道锁死的空间。这种封锁，不仅仅是遮羞墙之类的拙劣手法，还可以是制造一种统一的官方口径，更可以是限制巡视人员的接触受众，比如此前曝光的在巡视组酒店外截访。中央巡视工作本身是进入另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索罗信息，地方官员存在问题，要想制造一种吏治清明的假象并不难。在地方与巡视组的信息割据里，地方无疑有着天然的优势。

巡视针对的是地方高官，所以，聆听“街谈巷议”这类手段的作用也有限。网络举报兴起这么多年，像罗昌平那样实名举报最终扳倒部级高官的案例，寥寥无几。这倒不是民众缺乏勇气，而是信息通达的网络，也无法在高官的贪腐问题上提供多少有用线索。那么，中央巡视组如何获取这些信息呢？

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央巡视组应该“微服私访”，这样信息的获取可以更容易。但是“微服私访”对公众而言意味着封闭，因为封闭，获得的有效信息也就有限。目前的改革方向，是使巡视透明化，巡视组进驻之后，先找地方领导，然后再接纳当地媒体，向社会公布联系方式。巡视制度改革选择了这一方向，意味着在今后的工作之中，在破除地方的信息控制这点上，中央巡视组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提到中央巡视组，很多人将其与古代钦差大臣、御史巡按类比。这些制度有共通处，但现代式的中央巡视制度，已经剥离了巡视组就地处理的权限。换言之，中央巡视组完全变更为一种信息搜罗上传的过渡体系，巡视有无效力，直接取决于巡视组获取有用信息的能力。正因如此，巡视制度的改革，必须以清除信息的传达障碍为重点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