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高考定位应是社会的必答题

又是一年高考时。

自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已过而立之年。今年不是高考的特殊节点，但它对于每个考生、考生家庭乃至社会的意义，都是特殊的。作为中学与大学教育的过渡通道，高考已成定时的焦点，每年高考将至，整个社会都会开启“高考模式”，为高考的顺利进行铺路。

社会对高考的关注、配合，体现出对人才选拔机制的珍视。高考制度运行这么多年，虽然各种弊端频现，但它仍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晋升管道。“读书无用论” 再有市场，“寒门路窄”的说法再甚嚣尘上，“大学难以改变命运”的观点再普及，对于一个个家庭、考生而言，终究只是宏大叙事，它们左右不了个体的命运。如果高考晋升的大门尚未完全扭曲封闭，人们仍然会抓住机会，这几乎是一种求生的本能。

说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这是事实。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高考晋升的渴望，难免会催生出一种功利的心态。教育功利化是全面的，甚至越是发展落后的地区，这种功利越明显。教育很容易窄化为应试，素质考察简化为以分数定高低，学生在题海中挣扎，在教室寝室食堂之间进行三点式的流水化作业。我们批判教育成了考试机器的批量生产者，不是没有道理。这不是社会排斥素质教育，而是在多元化评价机制未建立的前提下，素质教育在社会晋升上能够提供的帮助实在太少太少。

于是，高考似乎走向了一种反向的失落。历史来看，人才选拔经过了选士养士、察举、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的流变，选拔的形式在变，选拔内容在变，考试的功能也在变。考试制度是配合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以往科举考试满足读书人修齐治平的追求，更服务于皇权的需要。要施展士大夫抱负，要治国平天下，先要修己正身，在人格上完善自己。

当然这种完善是以皇权的礼法道统要求为准绳，但，它也使得教育有正心正己的功能。古式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礼法要求，必须先是道德、品性上的谦谦君子。现代高考抛弃了陈腐模式，教育成为专业化教育，这适应了现代社会科学、专业、细密的分工结构，但客观上我们也遗失了对人格、品德的教育，高考仅仅意味着一种晋升管道，而不是对学生前期教育的全方位回顾与测评机制。在高考指挥棒之下，人才选拔机制像机器般，只是精准地抓取分数上的佼佼者。不需要先立人，学生就可以层层上升，人格的历炼、品格的熏陶被自动隔离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高考使人产生了一种复杂微妙的情感。我们批判高考，否定功利教育，对唯分数论嗤之以鼻，但真正自己要通过这个系统上升时，又将自己调整至有利于拿高分通过考试的节奏。高考，就是一个围城，爱它，又恨它，想跳出它，又无法完全跳出。它圈定了一种无法抗拒的生活模式，所谓无法抗拒，意味着人必须适应制度，深度融入制度，而不是制度适应人，根据人的培养规律调试制度。

我们常抱怨教育公平正在遭遇挑战，这种语境中，我们实际上无意识地默认了高考应该只是阶层晋升的管道，高考问题更多只是公平问题。我们的无意识，实际上隐喻了社会对高考的惯常定位。

也许，当考生在决定命运的试卷上落笔时，谈这些太遥远而不合时宜。但无论如何，高考都是社会性的，它不仅仅是对九百多万学生在两天之内的一次检阅，更是对整个社会抛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高考的功能和定位应该是什么?也只有当这个高考之问解决时，我们才不会怀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一边吐槽高考，一边对高考表现出无法割裂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