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蔚华：中国银行业到了转型的时候

马蔚华双手接过记者的名片时，红铜色的和气的面庞里有着一丝谨慎。

这是四月下旬在云南嵩明县召开的第六届中国绿公司年会“资本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现场。刚从纽约回来的马蔚华显得有些疲惫，他语速缓慢，说话间隙或有停顿；但这并不防碍其出色的主持。

“国际资本市场唱空中国，我们还有机会吗？”

“金融危机情况下，资本走出去，是不是很好的机遇？”

马蔚华把许多的“机会”问题扔给了现场的嘉宾：英中贸易协会主席白乐威爵士、新浪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曹国伟、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汪潮涌、北极光创投创始人邓锋、渣打银行大中华区主席曾璟璇。

谁也没有想到，这是马蔚华最后一次以招商银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名义主持大型论坛活动。就在5月8日，原定去韩国考察的马蔚华“因年龄原因提出不再担任招商银行主要领导职务”。

64岁的马蔚华被业界誉为具有“标本意义”的一代银行家，其与华为任正非、万科王石、平安马明哲并称深圳企业界“四大天王”。

马蔚华具有相当强的战略思维，招行的两次转型都得益于他的全球化视野。他曾以“网络化、资本市场化、国际化”三出大戏，将招商银行从当初偏居深圳蛇口一隅的区域性小银行，推上了国内银行界的第六把交椅，仅次于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又被业内誉为“最具创新意识的银行家”。

但招行在经历了数年的发展后，开始显露疲态，摆在马蔚华面前的是转型的压力。

2012年，招行净利润452.73亿元，同比增25.31%，增速较2011年有所放缓。这是招行净利增速创近三年来最低。尽管截至2012年末，招行资产总额较上一年增长21.94%，为3.41万亿元，为已经披露年报或业绩快报的股份制银行之首。但兴业银行和民生银行截至去年资产总额已逼近招行，分别为3.24万亿元和3.21万亿元，增速更是达到了34.47%和44%。

“鸟在笼中，关羽不能张飞；人在世上，八戒尚需悟空。”这是马蔚华很喜欢的一副对联，他寄望于通过不断创新，使招行获得挣脱“笼子”、展翅高飞的能力。但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金融改革新趋势以及新型融资渠道的冲击下，寻找创新的机遇谈何容易？

在不久前招行年度业绩发布会上，马蔚华曾表示，招行“谁当行长都能健康发展”。如今，接捧者田惠宇的改革创新思维以及在深圳分行的工作经历，都与招行颇有几分默契。在担任中国建设银行零售业务总监、北京分行行长时期，田惠宇“有想法有干劲”、“敢作敢为”的工作风格与马氏如出一辙。

马蔚华曾努力为招商银行寻找第二次、第三次转型的机遇。“转型”二字在2013年成为马蔚华及招商银行最关键的字眼。如今，招商银行能否在田惠宇的带领下顺利完成马蔚华未尽的第二次转型？业界拭目以待。

今年3月，马蔚华来到湖北武汉，曾就世界经济转型、中国经济转型及银行业的转型问题与当地政府及商界官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支点》记者据讲话资料稿对马蔚华的思想进行了认真梳理，以飨读者。

世界经济：“三大不确定因素需要关注”

国际金融危机已进入第六个年头，其带来的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运行正呈现出增长速度减缓、总需求不足、就业率低企、通胀中期化，以及不确定性凸显等特征与趋势的“新常态”。世界经济面临的三大不确定因素需要关注，即欧债危机走势的不确定性，美国“财政悬崖”管控结果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加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不确定性。

目前，欧债危机正由急性期进入慢性期，但若说欧债危机快结束，我并不认同。判断复合型危机是否结束有四个标准：一是核心危机指标明显改善；二是危机源生风险有所缓解；三是金融市场信心增强；四是实体经济走出衰退。当前，欧债危机演化满足了其中的两项结束条件，即核心危机指标改善（主权CDS息差大幅下降）和金融市场信心增强（欧元、股市走强），但作为源生风险的债务基本面风险并未缓解。

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将会重设全球经济金融发展速度。一方面，欧债危机将显著加大外向型国家对欧洲的出口压力；另一方面，在全球跨境银行信贷中，欧元区银行体系占据16%以上（如加上英国则高达35%以上），其持续减记坏账、实施去杠杆化，客观上将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金融体系不甚发达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

欧债危机还会重构全球经济金融力量版图，使得全球经济金融重心由发达经济体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漂移。最后，欧债危机重塑国际金融市场运作模式。

美国财政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府刚性支出负担太重。现在美国国债已经突破16.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02.8%，债务依存度已经高达67%，远远高于前40年37%的水平，只能靠“以新债换旧债”为预算赤字融资，并维持越来越脆弱的债务循环。减债需要减赤，但短期内迅速削减财政赤字又会导致经济衰退，从而导致“债务/GDP”更加恶化。从当前美国政治两极化的现实来看，未来两党在支出削减方案的谈判和债务上限上调等问题上的博弈仍将继续，由此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将持续影响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对新兴经济体产生一系列溢出效应，需要加以密切关注和妥善应对。首先是输入性通胀问题；其次，货币增值影响经济增长问题，货币升值对普遍较为依赖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回升构成负面影响；第三，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第四，货币政策自主权问题。

上述问题严重削弱了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发达经济体掀起的强大宽松潮下，新兴市场国家被迫加入宽松阵营。据统计，自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末的3个月时间里，7个新兴国家央行降息，多个央行开始以多种方式被动干预外汇市场以抵制本币升值。鉴于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的溢出效应，IMF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情况视为今年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中国经济：“适当踩住刹车才能平稳转弯”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7.8%，创近13年来的新低。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中国“人口红利”面临拐点，“全球化红利”效应开始减缓，出口的周期性回落将成趋势。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国高储蓄率的历史将被逐步改写。高盛预测，2015年前，中国储蓄率将下降5个百分点，2015至2025年将进一步下降12个百分点，最后中国资源环境濒临透支。据国家发改委统计，中国GDP总量只占世界GDP总量的10%左右，但消耗的能源、钢材和水泥分别则占全世界的15%、30%和54%，单位产值能耗高达发达国家的3至4倍。

如上所述，最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将GDP的预期增长目标下调为7.5%，这就像开车时必须适当踩住刹车才能平稳转弯一样。

不过，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动力依然存在，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仍可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首先是城镇化加速前行。据测算，城镇化率在未来10年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仅居民消费就可以增长1.2万亿元。其次是未来几年，工业化对于中国经济的牵引作用。一方面是巨额投资将驱动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增长的潜力很大，另一方面是产业升级转型步伐提速，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

巨大的消费潜力也将转化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十二五”时期，中国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刺激消费，把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每年可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4万亿至5万亿元；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占全球比重将上升到14.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而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深入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开始高于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为中国经济增添新的发展动力。

中国经济过去30余年之所以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主要得益于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和由此带来的制度红利。中国经济要成功转型，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

比如，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释放市场潜力。行政审批事项过多过杂，审批边界模糊、方式落后，审批制度缺乏公开性和公正性的问题依然存在，目前仍有1.8万多项行政项目需要审批，其中中央还有1000多项，地方有1.7万多项。政府参与了很多本应属于市场决定的事项，从而造成资源的错配，严重束缚市场活力。

又如，可深化城乡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每个农业劳动力的种植规模可提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释放资本潜力，资本配置应流向农村、小微企业和中西部地区。

如何切实提升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已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目前，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对GDP 的贡献率，此三项衡量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的主要指标仅分别为2%、25%和51%，远低于发达国家3%、80%和75%的一般水平。“十二五”规划和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上升至2.5%、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提升至15%等目标。若能实现，经济转型就前进一大步，中国就可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利率市场化：中国银行业的生死考验

当前国内银行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约束条件和客户需求发生巨变，传统的过分依赖信贷增长、外源融资、利差收入、成本投入以及大客户大项目的发展模式日益举步维艰，亟需通过转型拓展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从外部环境看，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经济放缓外，“金融脱媒”（脱媒，英译为disintermediation，指在进行交易时跳过所有中间人而直接在供需双方间进行）态势的加速显现和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使得中国银行业置身于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中。

“金融脱媒”集中体现在社会融资结构中信贷类融资的占比不断下降，而非信贷类融资占比不断攀升。“资本性脱媒”使得银行同时面临负债和资产两方面的去中介化，而且使得银行利差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进而导致银行陷入经营困境。

除“资本性脱媒”外，“技术性脱媒”也在加速。目前中国境内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企业已近200家，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连续五年增幅保持100%，已突破2万亿元，预计到2014年将突破4万亿元；同时，随着移动互联、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传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赖以生存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供需匹配难等问题将得以极大缓解，这将催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传统的交易所直接融资的第三种融资模式，即网络金融。

另外，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去年以来，中国央行在连续两次降息的同时，扩大了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这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重大举措。从现实情况看，伴随着“资金脱媒”，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走出来，流向金融市场，进而借助金融工具对银行存贷款的替代效应，以及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推进利率的市场化。

国际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将对商业银行构成巨大的盈利与风险压力，不仅存贷利差将急剧收窄，甚至引发倒闭现象。由于中国银行业收入来源的80%以上依赖于存贷利差，且风险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中国银行业而言，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

从约束条件看，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已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内银行所面临的资本约束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近年来股东、客户、员工、媒体等对银行的诉求不断增强，也对银行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客户需求看，伴随社会经济转型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一些传统的信贷需求逐渐趋于萎缩，一些新的需求又以超出预料的速度加速增长，如中小企业蓬勃发展、财富管理需求日益旺盛、消费信贷需求活跃、跨境人民币业务迅猛增长，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应用等，都对传统银行提出了新的挑战。

招商银行按照“早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的要求，先后提出并实施了两次转型。“一次转型”始于2004年。我们在研究西方银行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实施经营战略调整，加快发展零售业务、中小企业业务和中间业务，致力于调整资产结构、负债结构、客户结构与收入结构，至今已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次转型”始于2009年年中，旨在降低资本消耗，提高风险定价能力，节约成本，并最终实现提高资本收益率的目标。目前，招行把大力发展小企业与小微企业业务作为“二次转型”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相较于国际先进银行，中国银行业最大的差距不在于产品、服务，而在于管理。所以，“二次转型”不是简单的业务发展方式的转变，其实质是一场管理的革命。（支点杂志2013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