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梁晓声(资料图) 梁晓声: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编者注:6月9日,梁晓声在王府井书店新书分享会上以《中国人,你缺了什么》为主题发表演讲。梁晓声认为社会一方面缺少对公民的保障,另一方面又缺 乏对公民的要
编者注:6月9日,梁晓声在王府井书店新书分享会上以《中国人,你缺了什么》为主题发表演讲。梁晓声认为社会一方面缺少对公民的保障,另一方面又缺 乏对公民的要求,导致国人的焦灼、烦燥和郁闷,甚至孩子们都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与西方相比,国人缺少对公共道德和规则“先天具有”的遵守。同 时,我们也不大相信好人的存在,也许在理论上相信有好人,可在生活中却是普遍的互相揣度。梁晓声相信即使在文革等特殊年代,依然有人性的闪光点,只不过 “文化把我们生活中明明发生的,对于后人有影响的元素都剔除掉,现在就剩下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梁晓声,著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著有《年轮》、《雪城》等,最新出版《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社会缺少对公民的要求
更多的情况下我是不想说什么,我之所以还在写,正是由于懒得说话。因为平时很少说话,很少交流,就把平时想到的写下来。
中国人缺了什么?我想说两点:一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更加缺少社会对我们的保障。我不太能够分得清楚究竟是前种“缺少”还是后一种“缺少”,导致中国人目前的焦灼、烦燥和郁闷。
后一种“缺少”是大家更常谈到的,一个中国人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有所感触,缺少安全感。比如奶粉质量有问题,玩具、家具装修质量也有问题。
孩子上学问题,一到孩子上托儿所的年龄,家长们的烦恼差不多就开始出现,进较好的托儿所得求人找关系,上小学也是这样,上不了好的小学,似乎就进不 了好的中学和大学。遵循这一逻辑,西方的某些著名人物可能都不会成为他们后来成为的那种人,因为他们上的托儿所、小学、中学、高中都相当一般,甚至在大学 里的成绩也不是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之后,就业也成为一个问题。再接着是高房价,还有交通、空气质量、饮水质量等。当我们说这些单靠监管解决不了的时候,更深层的问题是生产粮 食蔬菜和水果的土地也有了问题。既然中国人也只能活到这个份上,那就不用管这些,爱怎样就怎样,也得吃喝,也得呼吸,也得活着。
当然,别有什么病,生病更可怕。我活到这么大年纪,很少上医院,到45岁的时候去过几次,北京的几所大医院相当令人震撼,好的医院整个感觉像接踵摩 肩的超市,每个窗口都要排队。任何医院的一名医生我估计一天恐怕要接待50位左右的门诊患者,有时候可能更多,如果你正好是后面的几位,他不希望五分钟内 把你打发掉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经常碰到的情况是患者坐下之后,医生问你哪不舒服,有什么感觉,最后问你想吃什么药,排了一上午,可能五六分钟就看完病, 拿着药单,所取出的药和之前几次可能都差不多,关键在于你还不知道这个药的品质。
当然,我们本身也缺少,作为现代最文明人类社会对于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段有过相关报道,一个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乱刻乱画,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筑上,不是咱们自己家里,在长城上,反正那么多人留了,找个地方插空再留一个也就没什么。
中国人可能缺少这方面的教育,这是什么原因?似乎是由于社会本身应该给予人们的保障那么少,社会有时也不太好意思对自己的公民提出过多的要求,社会不提,学校不提,家长对孩子也不提,最终导致孩子们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
中国人缺少对公共道德的遵守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不是很好。我第一次出访法国,由于不知道法国公交车的规定,他们一律从后门上车,从前门下车,我看前门开 着,大家排在后门,就从前门上车了,也不是挤车挤惯了,只是想早点上车就可以早点开车,可那法国司机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训斥了半天。我不太清楚 他用法语说了什么,陪同我们的是法国外交部人员,他与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顿时对我客气了。下车之后外交人员告诉我,他对司机说我是日本人,法国人不喜欢 中国人,因为太不懂规矩,如果说是日本人,法国人就会以为是初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结尾写到: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腐败在大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乘车到法国巴黎郊区的 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机旁,前面的车上有两个法国女孩子脸朝后,望着我笑,他们可能很少看到中国人。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 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们的车在前面就好了。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 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两人在那说了半天,我心想,还跟人家说什么,赶快把车开过去就是了。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 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恐怕我们中国人就缺这一点,我不太知 道这是由于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直抵人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我们经常讲外国人等红灯过路的事,虽然路上没有行车,依然会等到绿灯再过。我一般要求自己不闯红灯,特殊情况下人行道虽然是红灯,但路上没有车辆, 也经常闯红灯。我最初坚持一个人站在那,等红灯变成绿灯再走,尽管左右两边没有车,但最后发现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别人看着我,觉得好奇怪,然后也就变得有 时闯红灯了。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中国人和外国朋友在那里等绿灯,虽然路上没有车,但外国朋友说或许在对面的几层楼上正有孩子们看着,他们是那么在意 孩子们看到了会怎么样。
改革开放有一个好处,中国人出去后不但看到外国怎么样,还了解到外国人怎么生活。比如,到海边游玩捕捉沙滩上的螃蟹,包括海螺,外国有相关规定,如 果从沙滩挖出来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够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篮子,否则就是违法。有心细的中国人特意带了一把尺子,测量之后发现有些海螺确实比法律要求的 尺寸小一些,但他已经把它挖出来,就去问海滨的巡逻员,这个海螺差一点就够尺寸,可不可以?后来收到了罚单,还收到法庭的传票,他就觉得很委屈,并告诉人 家说带了尺子,对方的回复是既然带了尺子,它不符合尺寸,为什么不当即埋下去。
中国人可能觉得老外们生活太矫情,在中国确实做不到,他们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旁边没有人,钓到的鱼不符合尺寸也要抛回水里,因为如果回到家偶然被邻居发现,会把你视为一个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
中国的淡水蟹被引进德国,但德国人又不是很喜欢吃,导致泛滥涌上公路,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件好事,但外国人骑自行车到这里都停下,汽车也停下来,没有人会觉得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就像看到甲壳虫一样,可以用车轮碾压过去,会有人拿出手机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处理一下。
这是一种什么文化?用多长时间才会使一个国家的公民成为这样?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欧洲人都是君子,从新闻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校园暴力、恐怖事件,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问题。但我们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学习,有时他们好的一面又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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