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常回家看看”是一种法理

7月1日起，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实施，其中，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一些人质疑这一规定不具备可操作性，形同“一纸空文”。其理由有二：一是常回家看看难以界定，新法律中“常”与“不常”并无可量化标准；二是不常回家看看者将承担何种违法后果，新法律中对此亦无具体规定。

持上述论见者大概是没有厘清“常回家看看”这一规定的本质属性。我们知道，从宏观上讲每部法律都有两个组成部分，即法理和法条。法理是形成某部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学理。法条是法理指导下的具体法律条款，规定当为与不当为、权利与义务关系。“常回家看看”是一种法理，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原则之一，它可以是宏观和抽象的。

《婚姻法》规定，夫妻之间应该保持忠诚，但并没有对“不忠诚”者有何具体惩罚规定；《兵役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大多数人并没有从戎戍边的机会，法律也没有因此而惩罚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们和“常回家看看”一样，都是一种法理精神，体现立法的善意，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条。

在一定的条件下，情理与法理的转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以“常回家看看”为例，这一规定从情理转化成法理，突出强调了法律对子女尽赡养义务（包括抚慰老人）的态度和要求，是对传统道德的一种制度托底。“公信、公约、公行”，法理上的要求、制度上的规范，有助于关爱老人的共识日趋牢固，促使其成为公民的道德自觉和法治自律。

同时，这种法理上的规定对于调整社会生活也有显性价值。比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既已出台，“常回家看看”规定生效，那么相关的“下位法”就必须服从于这个法理规定，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以保证公众有切实而充沛的“探亲假”。

法理原则可以是抽象的，但也并非不可具象。经济越发达，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度就越低，个人意识就越强，为了保证社会公众的互助，很多法理上的原则就有必要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条款上。比如，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法律，就明确规定公民遇到其他人遇困境时必须援手或报警，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量化到居住距离，每年、每月、每周甚至每日应当与父母接触的时间和次数等等。这是陌生人社会的法律救济。中国不一样。我们还是一个半熟人社会，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强制性”并未根本丧失，以倡导性的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补充和托底较为妥帖。

因此，公众与其苛求“常回家看看”要具备可操作性，还不如在道德与法律同时作用于社会之际，将尊亲孝亲意识转化为行动，拎上行囊回家看看，以免空留“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