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玄：一个“奔跑”者的野心与可能性

第一次见到普玄是在省文联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那天在座的还有青年评论家喻向午。普玄留着板寸头，斜靠在沙发上就像一截小山丘，显得敦实而壮健。以前曾听说，他当过教师、秘书、记者和老板，果然十分的健谈。他说话中气十足，镜片偶尔一闪，那双不大的眼睛里立刻射出一股逼人的锐利。他一边认真倾听我们说话，一边飞快地在那个硕大的黑皮笔记本上记录着。中途他离座去卫生间，我突然发现他走路的姿势有些特别，身体前倾，胳膊端起，那不像在行走，更像是欲奔跑。只是咖啡厅的空间太过狭小，他无法奔跑起来，因而动作显出几分怪异。

这让我在一瞬间联想起他的作品中的几位主人公：《蝙蝠》中委曲求全、深藏不露的杀人犯兼毒贩子李贵书，《普通话陷阱》中为爱情忍受万般委屈依然矢志不渝的碟贩子袁啸勇、《资源》中不择手段、渴望出人头地的小公务员史昌庆，《虚弱的树叶》中“一天比一天虚弱的”特级教师张高举，《安扣儿安扣》中头顶棉被在烈日下的都市中穿行的副教授马午，还有尚未发表的《月光罩灯》中四处逃亡的行贿商人田测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奔跑，要么因为内心焦虑，要么因为被外界逼迫，要么因为某个目标，而不得不在迷茫的人世间奔跑着。因为“奔跑”这个动作，在咖啡厅迷离的灯光下，普玄与他笔下的这些人物不可思议地叠印在了一起，触发了我漫无边际的想象……

我突然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奔跑”的男人！他一直奋力奔跑在文学的荆棘道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表第一篇小说伊始，他一路奔逐而来，已在《收获》、《当代》、《清明》、《小说月报·原创版》、《长江文艺》、《芳草》等刊物发表了三十来个中短篇小说，其中不少作品被转载，有的还获得刊物奖。无论从作品数量还是艺术质量看，普玄在湖北中青年作家中都堪称佼佼者。他的“奔跑”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与喝彩。

但是，在我集中阅读了普玄的较多作品之后，试图从整体上对其创作特点进行概括并予以理论上的阐释时，我有些沮丧地发现，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似乎都会遮蔽普玄小说中许多富有意味的东西，简单的逻辑方法并不能充分地解读其写作的意义。这么多年来，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并没有对自己进行“归类”“归位”。他一直在路上，敞开胸怀，奋力奔跑着！

那么，这个一直“奔跑”着的写作者，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在当下究竟又具有什么意义呢？

一个“奔跑”者的经历肯定比普通人要丰富得多，他的视界一定是变动不居的。他有更多机会遭遇五彩斑斓的生存风景，也有更多机遇邂逅形形色色的人物。因此，普玄写作的“戏路”非常广，选材的角度特别刁，用笔的力度比较狠，作品风格粗粝、简洁而锐利。无论是书写乡村、都市，还是商场、官场，他都信手拈来；无论是刻划地痞、逃犯、妓女、小商贩、失业者，还是官员、老板、警察、知识分子，他都驾轻就熟。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主要人物关系都是曾经的同学。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有人坚守着理想，有人迷失了方向，最后因为某个人物或事件，他们的生活出现交集，人性的丑陋或美好于此处毕露。普玄常常将愿景（或曰理想）作为故事的聚焦点，在过去与现在、正与反的双重对比中，向内挖掘人物斑驳复杂的心灵世界，探究人性的畸变，从而抵达幽暗灵魂的深处，像《培养》、《普通话陷阱》、《虚弱的树叶》、《月光罩灯》皆是如此。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并非一味地展示阴郁冷暗的生存图景，还试图用“爱”来稀释那冷硬与残酷。如《普通话陷阱》中的男女之情、《资源》中的父女之情、《虚弱的树叶》的手足之情，都让人读来心有戚戚焉，至于《安扣儿安扣》中弥漫的大爱，则更多了几分深切的怜悯之情。普玄的笔锋当然也会指向社会痼疾，但是相较而言，他还是缺乏探究人物生成的外部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兴趣与耐心，因而有人说他的小说是“心理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奔跑者，普玄的内心风起云涌，外表不露声色，这也成就了他目前的写作风格。

一个“奔跑”者必然垂青速度。毋庸讳言，普玄的叙述充满了速度感。他显然是一位极具叙事才能的作家，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也能讲得跌宕起伏、摇曳多姿。他继承了先锋小说的叙事技巧，喜欢多重视角交错推进情节，不断运用断裂、拼贴、并置以及人称变换等方法，使得故事充满张力，如《蝙蝠》、《安扣儿安扣》。短句及短段落的大量运用，也增强了叙述的速度感和节奏感。“奔跑”者不会停歇，是否还预示着某种焦虑呢？

仔细阅读普玄的近作《虚弱的树叶》、《资源》、《安扣儿安扣》，隐约可以窥见其由“内”向“外”转的端倪，当然，方向感尚不明晰。与当代绝大多数作家一样，普玄也是在“纯文学”观念滋养下成长的。近三十年来，主流文学都以“向内”为方向，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文学的审美性，简而言之，奉西方的哲学观念为价值标准，以世界文学（西方文学）为审美标准。这种观念曾“解放”了一度被政治化的文学，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它同时也将文学引向了另一个歧途——在回归审美的同时，几乎完全向“西”转了。而随着中国社会现实的剧变，“纯文学”与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越来越疏离，与读者的审美需求越来越遥远，沉浸在“后现代”语境中自我狂欢，而逐渐蜕变为只供文学专家或练习写作者阅读的文本。这，不仅是普玄一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显然，普玄比许多作家更具思想能力，对流行观念与社会现实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但是，他对于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否有整体的观照？能否超越主流定见，独立地去研究时代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并由此出发去探究个体的生存困境或人性秘密。譬如，《虚弱的树叶》聚焦于“第一”之争，展开了对中国教育观念的批判，可谓尖锐。但是，是否还应该追问这种畸形竞争观念背后的历史逻辑呢？《资源》警示着自然资源的枯竭、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枯竭，那么“枯竭”背后的社会进步观、发展观是否该更深入地去拷问呢？《安扣儿安扣儿》生动地书写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但是，个人的境遇总是与时代环境息息相关。今天的资本是如何演变成权力，进而侵蚀、挤压精神的呢？荒诞不经的生活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到底是什么？

普玄告诉我，他已经有了二十多部作品的构思，只是需要时间写出来。面对这个有着庞大写作“野心”的“奔跑”着的男人，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心底的自信，也似乎窥见到了无限的可能性……据他对喻向午说，总感觉身后仿佛有一只老虎在追，驱使他拼命地奔跑。这只老虎是什么呢？是生活的诱惑，还是叙述的冲动？抑或是理想的召唤？假如是后者，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的确不宜过早将自己进行“归类”“归位”，以免限制了自由生长，但是，其价值立场、精神向度必须尽早进行“定位”，这将决定一位作家的高度和深度。“奔跑着”的普玄，是否该偶尔驻足小歇，作一番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