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官员”不能把责任一起辞掉

日前，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工大会上，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人员宣布，袁振国不再担任教科院院长等相关职 务。据悉，袁振国系主动辞职。教科院职工提供的通报称，袁振国提请辞去院长职务，经有关部门了解，其违反出国（境）团组规定、教科院出差财务报销存在不规 范，教育部党组同意其不再担任院长职务。（7月30日《新京报》）

虽然《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都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辞职作了明确规定，并且细化到“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 职”、“责令辞职”等诸种情形，但现实中负面事件发生后，却鲜见有关官员主动辞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度陷入丑闻的袁振国能够主动提请辞职，也还算是一缕 新风。

但是，辞职不是避风港，“问题官员”不能把责任一并辞掉。

无论是内部透露的官方通报，还是教科院职工说法，都表明袁振国辞职与其公费带妻子考察和差旅费超标有关。在中央“八项规定”的重压之下，袁振国被曝 的任何一项若被核实，都属于严重违纪。关于“以考察之名携妻公款出国旅游”和“差旅费用超标”两个问题，至今未见公开的调查结果。如若属实，那么根据涉案 性质和金额，相关人员或者违规或者涉嫌犯罪。显然，这是仅靠辞职所推脱不掉的。

以《公务员法》等相关法规去考究，袁振国因涉“经济丑闻”而主动辞职，并不符合“自愿辞职”的要件，只能归类为“引咎辞职”。而按照国外的惯例，引咎辞职而不被追究处罚，只适用于非直接责任者。

在我国，引咎辞职制度往往被一些人钻了空子，一些官员行为已严重违法，本应依法开除公职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而为了尽早脱离舆论视野和逃避法律责任， 这些官员上演引咎辞职式的假担当。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青岛市原公安局局长万国忠，其因下属公安分局人员对公安部的统一扫黄行动故意泄密而主动“引咎辞 职”。但事后的事实证明，当地黄赌现象的保护伞就是万国忠。在这里，引咎辞职实际上是在避重就轻，成了责任人软着陆的“脱逃术”。

“问题官员”引咎辞职是政治文明的表现。但需要厘清的是，对于需要承担间接责任的事件，公职人员出于职业操守和自我究责，可以适用单纯的引咎辞职 --事实上，这种类型的辞职是公众所赞许的。而对于负有直接责任者，简单的引咎辞职是不负责任，甚至会成为规避责任的手段。教科院原院长袁振国，对“公费 出国旅游”和“差旅费用超标”，负有直接责任。如果调查确认属实，不管辞职与否，该赔偿的要赔偿，该追责的要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