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摔婴案背后的权力失范需要正视

河南林州市民警“摔婴案”继续发酵。《东方早报》记者采访得知，林州市公安局长等4人并非停职，而仅仅是停止执行职务。此外，“摔婴案”中向京城媒体短信爆料的“人大重要领导”称，郭增喜家的亲属曾在林州市某些部门任职势力不小；他平时很爱喝酒，酒后容易情绪激动，之前就有过多次酗酒打架斗殴的经历。

停止执行职务与停职不同，它同此前处理郭增喜的禁闭一样，属于公安机关内部措施。摔婴案中公安机关有启动刑事调查程序之职，却选择包庇郭增喜，主要领导，责任不可推卸。按照停止执行职务的办法，这些领导班照常上，工资照拿，处置级别与事件的恶劣程度难言对称。

这种暧昧的处置态度，在逻辑上，与对郭增喜的冷处理如出一辙。当地警方人士透露称，停止执行职务常在舆情爆发时，用来“保护”相关负责人避开媒体采访。摔婴案发展至今，相关职能部门依旧想着回避媒体和舆论，让事件趁早冷却，地方形象至上的思维误区暴露无遗。在此种背景下，重新审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摔婴案背后的地方权力系统整体异化，或许会更直观。

摔婴事件第一次公开披露，缘于当地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在会议上的怒批，但整个事件见诸媒体，则肇始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大重要领导的短信爆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爆料者称自己关键时刻顶住了压力。这种压力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但即便如此，这位首位爆料者，同时也是人大的重要领导之一，依旧有“顾虑”，对媒体依旧不敢实名。若爆料者是普通人，囿于报复的风险不敢实名，可以理解，但身为人大领导的爆料者也心存顾忌，监督必须靠私下的短信曝光并不敢实名，这种地方生态，绝对谈不上正常。

爆料者称，郭增喜家的亲属曾在林州市某些部门任职，势力不小。如情况属实，郭增喜亲属的势力，也不会是曝光的唯一压力。摔婴案发生后，地方职能部门启动整个系统，对外封锁相关的信息。多个部门为一个据称“之前就有过多次酗酒打架斗殴经历”的民警背书，这种权力的运转逻辑，已超越了依法办事的常规秩序，把是否陷入舆论漩涡，地方形象是否因此有损，当作一种政治正确。这种不容质疑、动摇的权力逻辑，在摔婴案发生时，它将恶捂住；在摔婴案曝光后，它试图将涉事者与舆情隔离开来。在这里，法治的权威，早已随着权力系统的失范而悄悄倒下。

公安机关后面有检察院，检察院背后还有地方人大，摔婴事件得以见光，却是靠着人大常委会主任冲破禁令说漏嘴、人大重要领导私下短信爆料。地方对信息的封锁，反映的不仅仅是法治思维的缺失，更是地方监督结构的失衡。地方人大、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都必须得在事件的处置上服从大局，服从一种不容置疑的地方形象观。

摔婴事件从曝光至今，焦点似乎在随着细节的披露而不停转移。从无辜伤害婴儿之恶，到地方冷处理之丑，再到对舆情的抵触，以及地方检察院和人大监督的乏力，问题一个个露出水面。一个酗酒民警，就这样轻易撼动了地方权力系统；而身为人大重要领导的爆料者，却只能以英雄式的方式来述说自己的无奈。对一个地方而言，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管摔婴案会如何收场，它都应被视作地方权力系统失范、监督失灵的范本。在反思摔婴的反人性时，也许更得反思的是摔婴案中权力是如何反法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