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的价值不应该因结局而改变

    原标题： 好人的价值不因结局而改变

白血病、肝癌、肺癌、车祸往往成为正面人物最后归宿，其英雄的示范和引导功能被降低到最小——这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在论中国式主旋律电影大众引导能力缺失时所作的判断。

正面人物因病早逝或车祸夺命，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悲情结局。好人长寿，好人有好报，不只是民间的善意祝福，更是社会道德提倡的自我期许。尹鸿或许据此得出上述结论，所含潜台词也不难理解：英雄气短，好人命薄，谁还甘愿去做好人、当英雄呢？

然而，对以悲剧结局的好人，同情、惋惜是一回事，对其价值的认可是另一回事。不愿看到他们在做出英雄壮举或做了很多好事之后却走向不幸的归宿，不等于不认可他们所作的贡献，也未必因为结局不幸，人们见贤思齐、效仿英雄的向善之心，就会望而却步。人心与道德，实用或利弊的权衡往往会失灵，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明知做英雄生死难料，还有人挺身而出；明知当好人难免私利受损，甚至被误解被讹诈被嘲讽，还是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乐此不疲？

作为电影艺术的人物塑造，要符合艺术真实的规律；作为现实中正面典型的宣传，不能脱离生活的真实去杜撰牵强附会的悲情。只要是真实的，不管是艺术形象还是现实人物，不管其归宿有多浓的悲剧色彩，都不会影响大众对他们的钦敬与爱戴。而起作用的，就是好人的社会价值：作为英雄模范的好人，作为普通百姓的好人，或以非凡的壮举，或以不懈的坚守，为社会输入正能量，让他人感受温暖。

人生存在难以预测的变数，但好人的不幸不会降低好人的价值。做好人的过程，于己，是一种内心的遵从，一种予人玫瑰手留余香的享受；于人，是困境中的一双援手，郁闷时的一缕春风；于社会，则是薪火相传的和谐共创、文明累积。焦裕禄患肝癌而殒命，百姓对他的感念有如天长地久。罗长霞因车祸而罹难，多少人呼唤更多的公安局长，承续她一身正气的爱民情怀。他们不幸的归宿，不仅不会触发“值不值得”的社会考量，反而会升华人们对好人社会价值的深入思考。可以肯定，这种富有感情的思考，就是英雄、好人示范和引导功能的源泉。

当然，面对英雄、好人的悲情结局，除了不陷入因果报应的思维悖论，还有必要区分产生不幸归属的逻辑关系。癌症是病理结果，还是与好人行为的日积月累有必然联系？车祸是意外事件，还是有针对性的人为预谋？从中理出一些珍惜、关爱、保护好人的具体措施，也许是比担忧好人的示范功能下降更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