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师德不能没有“底线思维” 否则为虚幻

原标题：重塑师德不能没有“底线思维”

月底前，北京东城区将公布教师师德规范文件，对教师行为规范、师德底线等作出具体设定，体罚学生、言语“损人”，都将成为师德“底线”的内容，对于“触线”教师将直接解聘。（9月9日《新京报》）

教师节“酿造”的话题，总令人五味杂陈。如何拯救师德，如何赢得公众信任，值得深思。

过节时收受家长礼物、以家长的社会地位亲疏学生，身处社会转型期，教师也难免世俗化。每一起关于教师的负面新闻背后，总能引发人们对师德的拷问。教育部准备划出的“师德红线”也好，北京东城区制定的“师德底线”也罢，很多人对此持有批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划线缺乏有效的执行，最终会沦为空线，比如言语“损人”也是突破底线的行为，那么什么话语才算是“损人”？还有人认为，“不打骂学生”等本是起码的教师职业规范，划定这样的底线反而会解构和“矮化”道德。

不可否认，无论设计什么“师德底线”都可能存在瑕疵和偏颇，但也不可一味否定其积极价值。在西方国家，对师德往往不是从理想出发，而是从规则入手，将师德规范从高到低划分为师德理想、师德原则、师德规则三个层次，特别是对师德规则这一底线规定得非常明确、具体、有操作性，比如公立学校教师收受家长、学生的礼物超过一定金额，即可被判定为受贿。

我们也不乏尝试。早在10年前，西安市教育局将“八不准”作为不得突破的师德底线。但更多的师德建设实践还是停留在“老套路”上，缺乏底线规定和具体规则。例如，1991年制定《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只有6条238个字符，1997年的修订版虽由6 条改为8条，字数也增至596个字符，但内容还是“满篇大话”。这样的师德规范往往标准过高，让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也显得不近人情，漠视了教师作为一个“人”在道德需求上的主体性。

诚如徐州师范大学胡相峰教授所言：“以往我们过分强调了师德对国家、对社会、对教育事业、对学生的工具性价值，恰恰忽视了其对教师自己的本体价值。”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中，“师德”二字往往被贴上崇高的标签，“春蚕”、“孺子牛”等比喻无不涂满了理想化的色彩。 泛化的道德要求，与高度分工化和教师职业化的现状不无冲突，不但让教师群体戴上难以承受的“光环”，也对重塑师德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李克强总理9日在大连看望新疆班师生时表示，要守住教育公平的底线，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师德建设也不能少了这种“底线思维”，没有底线的师德是虚幻的。“不得收受家长礼物”，“不得言语贬损学生”等规定，将师德量化，划出底线，无疑有助于把高高在上的道德转变成基本的职业伦理和道德规范。对教师而言，既是一种善意提醒，也让师德真正地走近教师、适合教师；对家长和社会而言，也增强了监督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