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重温设立教师节的初衷，期待教改再出发

9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四部法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其中拟规定，将教师节从目前的9月10日，改为孔子诞生日———9月28日。

教师节可能改期，一石激起千层浪。赞者有之，弹者有之：或认为已经有29年历史的教师节，没必要修改；或以为将孔子诞生日作为教师节，深化了教师节的文化内涵。

教师节是迄今为止、唯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表决，以《决定》形式设定的国家节日。何以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5年，在百废待兴之际，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慎重其事地设立教师节？当初设节的目的何在？这些目的已然实现了吗？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文革”十年浩劫，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形成巨大冲击，老师作为“臭老九”的卑贱的社会地位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另一方面，中国决定走改革开放之路后，必然要树立起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新价值观，也必然需要提高教育、教师的社会地位，这是经济改革的必然一环。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尊师重教、科教兴国是改革初期的最强音。

从细节上说，1982年，北京市怀柔县发生了一起女教师受辱骂围打案。当年4月26日，怀柔县某农村小学的青年女教师范秋兰等三人，无端遭到社员王兴宽及其子女的长时间辱骂殴打。三名女教师的身心受到严重刺激，小学被迫停课40余天。《人民日报》对此做了跟踪报道，7月9日发表短评《保护教师的崇高社会地位》：“十年动乱已经结束五年多了……而我们有些地方的教师仍然被置于一种得不到应有尊重、受不到认真保护的不正常地位……根本的原因还是那里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7月20日《光明日报》刊发天津南开中学教师田家骅来信，倡议设立教师节，并认为日期在新学年开学的第十天为宜，这也是目前的教师节被定为9月10日的起源。对于教师节的具体日期，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比如1984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一篇来信，希望“以孔子、陶行知这两位大教育家的逝世之日”择一作为教师节。

1985年1月，水到渠成，国务院向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提请审议建立“教师节”的议案：通过设立教师节，“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这一议案得以顺利表决通过。

其实，设立教师节的1985年，可称为“教育年”，当年中共中央还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所以说，建立教师节也是当年国家层面上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当时建立教师节的目的，在于肃清极“左”遗毒，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尊重知识、尊重科技、尊重人才的氛围，进一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教师节设立29年来，中国的“改革红利”已然解决了很多当初设节时想解决的问题。比如，改革的“政治红利”排除了“左”的干扰，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教师得到政治上的信任，教师算不算工人阶级的一份子、“臭老九”等问题已不再是问题。另一方面，改革的“经济红利”也使教师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宣传中刻意强调教师的坚守清贫、“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甘做人梯”，现在已不必强调；相反，当初国务院提请设立教师节时，提出的要让教师成为“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在当下不少城市几乎已经实现。

但是，需看到1985年的教育改革还有不少未竟的事业。比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当时中国教育主要问题之一是：“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要“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在29年之后，高校的去行政化、扩大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等仍是当下重要的教育改革议题。所以，希望借着这次对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的机会，重温1985年建立教师节、启动教改的共识，在改革中断的地方重新启动改革，充分保障教育投入、充分保障学校的自主办学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