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成功的国家都是“两只手”在起作用

林毅夫

原标题：林毅夫：成功的国家都是“两只手”在起作用

核心提示：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是最有效的分配资源方式，倾向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进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既要发挥市场不到位时的监管、协调作用，又要发挥因势利导的助推作用。

即将于今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发全球关注。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历次党的三中全会上，都会提出对中国经济社会至关重要的政策决议。如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去年11月，党的十八大已经明确了下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值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候，会提出哪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举措呢？日前，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用“新结构经济学”解读了他对未来中国改革的期待。

三波思潮

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经济政策，就一直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反复调节。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实行的是完全计划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完全由政府控制，几无市场的空间。1978年至今，中国逐步探索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国家经济政策从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演进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后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核心就是在不断探寻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经济增长，是以政府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不仅在中国是个难题，近400年来在全球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层中也争论不休，甚至在发展经济学这一领域还形成了多个流派。

不过，林毅夫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三波思潮。

第一波思潮叫结构主义。当时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背后的原因则指向市场失灵，是市场无法把资源配置到位，应以政府为主导直接配置资源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实际上结果都很差。

由于前一波思潮的失败，学者们又认为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造成资源错配，还是应该相信市场，于是形成了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以所谓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结果仍然很糟糕，甚至比结构主义时期还要差。

结构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的作用，忽略市场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市场的作用，忽略政府的作用。“反思前两波思潮的教训，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林毅夫将新结构经济学看作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也被称之为发展经济学3.0版。

他说，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等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要动态地观察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

比较优势

一直以来，林毅夫都致力于研究发展经济学，这或许跟他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有很大关系。因为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及农业经济有独到的见解。

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林毅夫非常推崇比较优势理论。在他看来，发展经济学前两波思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违反了比较优势的规律。

“任何一个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能配置的资源，也就是其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林毅夫用通俗的语言详细解读比较优势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从要素禀赋来看，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多，也相对便宜，而劳动力则较少，且较贵。反之，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少，也相对较贵，而劳动力相对多且相对便宜。

在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从营运角度来讲，一定会用便宜的要素去替代昂贵的要素，所以发达国家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但结构主义却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市场失灵没有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他们通过政府手段强行配置资源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其结果是产品成本太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政府干预过多，资源一定会错配，效率就会变低。”显然，林毅夫认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新自由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

的确，市场是对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但在林毅夫看来，这种有效性是有限制条件的。即在同一个发展阶段内，市场对资源能达到最优配置。但经济发展是动态的，当从一个阶段升级到另一个阶段的过程中，市场可能无法解决为创新升级而必须配套的外部条件，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金融制度的完善、产业群的形成等，这些往往无法通过市场途径解决，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协调不同企业来投资，或由政府自己提供。

简单地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是最有效的分配资源方式，倾向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既要发挥市场不到位时的监管、协调作用，又要发挥因势利导的助推作用。用林毅夫的话说就是，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但政府更多的角色应该是“助产士”而非“永久保姆”。

因势利导

新结构经济学的问世与争议几乎是并存的，赞成他的人跟反对他的人一样多。特别是当他提出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具有可以保持每年8%增长潜力的时候，有人称他是在“放卫星”，甚至还有人称他为“林增长”。

“现在有一种观点，只要是有政府参与的经济活动，他们就认为是政府在干预市场，这是不对的。”面对质疑，林毅夫依然坚定自己的观点，语气平和。

他说，几乎所有成功的国家都是“两只手”在起作用。在发达国家，政府的“手”也没有完全放开，它主要用于新技术的创新和研发，因为在发达国家，技术创新需要有政府支持的基础科研作支撑，政府可以用于基础科研的资金有限，因此，必须对基础科研的项目有所选择，这种选择也就左右了商业技术研发的方向。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是在现有技术产业链的体系内进行，不同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金融配套不完全一样，政府的资金有限，政府也同样必须对其有限资源的配置做出选择，政府的因势利导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那么，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政府该如何因势利导呢？

林毅夫擅于类比性调研，喜欢用类似或相似的经济现象对比，然后找出其中的规律或异同点。这种风格跟他的导师舒尔茨一脉相承。林毅夫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他治学强调经验事实，并以解决现实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为出发点来研究经济理论。”

从世界银行回国之后，他到全国各地深入调研。在浙江，他对温州与台州这两个城市印象深刻。

温州和台州是浙江省两个相邻的地级市。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较快，其中温州更为迅猛，创造了令全球震惊的“温州模式”，而台州更多的时候被人称之是“温州边上的城市”。

不过，自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浙江省公布的2012年16项经济指标中，温州市有9项指标全省垫底。如GDP增幅比上年回落2.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比上年增加82%。反观台州市，各项指标均处于回升状态，GDP增幅不仅比上年回升1个百分比，就连形势最严峻的外贸出口总额也比上年增长1.2%。

“温州为什么会出事？台州为什么发展得还不错？背后的原因值得研究。”林毅夫认为，温州的问题就是因为完全相信市场。在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家开始赚钱。当企业家资产普遍达到5亿元、10亿元、20亿元的时候，城市的产业升级没做好，导致升级不成功，企业家只能投机，导致泡沫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产业升级需要政府来协调很多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企业家能做好的。而在台州，其经济也是民营企业为主，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和之后，政府在产业升级方面做的事比较多，比如引导结构转型、完善金融制度、协调产业集群建设等，其产业升级相对做得要好一些，所以经济回升态势好。

回归本质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面对人民不断提升的各种期望以及过去粗放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必须要继续深化改革。

但此时的改革已进入到“深水区”，没有“石头可以摸”。未来的中国经济往哪个方向走，已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话题。

有观点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必然有很多体制的不完善，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他们的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林毅夫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外国经济学家大多并不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理论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而用发达国家作为参照来看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看的都是问题。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他们往往也会看成是问题。西方的理论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拿来当药方。”

林毅夫不仅是在为中国经济“把脉”，而且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他也将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带到了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指导他们如何发展经济和升级产业。

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还是要由发展中国家自己来总结。如何总结？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回归发展的本质，“我们要用的是亚当•斯密的方法，而不是亚当•斯密的结论。”

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是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其比较优势。当新的技术不断替代老的技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费用不断降低。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基础设施要不断完善，制度也要不断完善，这样交易费用才能不断降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才能越来越高。(支点杂志2013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