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优化初次分配 不能只靠用人单位

收入分配改革有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进。有媒体从权威人士处获悉，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点就是要把初次分配放在重要位置、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优化初次分配，压力主要在市场化的企业，而现实中企业的负担已经不轻，继续单方面强化企业责任极有可能遇到现实执行压力。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 缩小贫富差距成为修复分配短板的一项重任。为了切实维护中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待遇，有关部门正在收紧对用人单位履行社保缴纳义务的监管。据悉，《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将于下月起正式施行，对于缴费不足的违规单位，一方面社保行政部门可直接通知相关金融机构予以划拨；另一方面则推出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0.5‰滞纳金惩戒机制。

不可否认，严格行政监管的确有利于倡导合规用工的良好氛围，但员工待遇水平最终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博弈。若用人单位盈利能力羸弱，用工成本与企业生存间已形成“零和游戏”，那么加强外部监管的边际效应则会大打折扣。而如今广大中小企业多在低水平竞争中苦苦挣扎， 经营状况难言乐观。

事实上，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经营困难与税费社保负担之间已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在许多城市，养老、医疗、 失业等社保缴费一般占到基本工资的40%到50%甚至更高。以北京地区为例，即便按照最低的缴费基数来算，企业每月给一位员工缴纳社保所付出的费用也达千元左右，高额的社保缴费负担让企业难以对其保持足够热情。有关部门在强调依法缴纳税费的同时，更应当积极着手推出“放水养鱼”之策。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上海调整了社会保险缴费比例，总体费率下调2.5个百分点，而各项社保待遇不变。虽然这一下调幅度不算大，但足以彰显行政部门为企业减负的政策意向。推而广之，随着资源税从价征收、营改增等税收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业税负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各种行政性摊派、罚款、有偿服务收费政出多门，这些隐形收费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税改成果，成为降低企业风险抵御能力、阻滞技术创新动能的羁绊，亟待厘清。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要有向自身利益“动刀”的决心和勇气。

除了既有税负松绑，广大中小企业还期盼主管部门能在宏观产业布局中给自己多留“一杯羹”。当前包括石化、电力等上游部门均由国有企业强势垄断，民营企业入围“玻璃门”尚未打破。这一局面不仅提高了中下游部门的运作成本，更是让中小企业无缘在这些领域公平掘金。近日有消息传出，成品油上游进口权年内或将开放，此举被视为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与油品升级的必要前提。以此观之，成品油等资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中，但既有行业巨头在具体政策制定中往往拥有强大话语权，相关落地举措是否能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有待观察。

总之，只有打开用工单位的成长空间，才可能为基层员工待遇提高奠定基础。其间，必然要涉及政府工作模式优化转型与既有垄断企业利益输出，需要通过改革攻坚予以实现。但无论如何，都不可将提高中低收入者待遇的义务简单交由用工企业背负，否则将陷入“杀鸡取卵”的短视路径中，难以获得预期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