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受贿不问行贿”是给腐败留后门

2012年12月18日，河南省教育厅原审计处处长、财务处副处长冯哲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但记者发现，受贿者虽入狱，多数行贿者却未被追责。牵涉到该案的伊川县教育局局长王瑞卿、副局长李校立等人仍担任原职，未受到任何处罚。（11月20日《中国青年报》）

行贿和受贿本是一根藤蔓上的两个毒瓜，但当下反腐领域，经常是“受贿者罪大恶极，行贿者罪轻一等”。根据《刑法》，受贿罪以5000元为起刑点，最高可判处死刑；行贿罪则以1万元为起刑点，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还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据统计，全国每年起诉的行贿案件数不到受贿案件数的10%，行贿者大多被判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行贿所得也很少被追缴。

按说，即使一些行贿行为因数额较小、情节轻微，未达到犯罪的程度，也应该受到行政和党纪处罚。不过，现实并非如此。今年9月，甘肃张家川一名中学生在网上发帖“造谣”被拘，引发社会关注。有网友意外发现，该县公安局局长白勇强早在一份1月的判决书中就已被认定存在行贿行为。该事实被曝光后，“带病在岗”的白勇强才终于被停职。

“问受贿不问行贿”，大抵基于三种因素。一是司法实践对污点证人的依赖。贿赂犯罪极其隐蔽，往往是一对一交易，司法机关为了掌握证据，有时会通过减轻或免于处罚，鼓励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事实，在法庭出庭作证；二是在一些人看来，行贿者处于弱势地位，是潜规则的受害者，尤其单位行贿更是为集体谋利益，不应对其给予严厉处罚。河南这起案件中，淅川二高校长曾因为冯哲给学校拨项目款送给其现金两万元，在接受采访时，校方工作人员直言没有追究的意义，“都是为了工作，又不是装到个人腰包”。三是法院与纪检部门衔接不畅。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副主任许兰亭指出，由于目前没有规定“判决书必须送达行贿者的单位及纪检部门”，纪委就难免因“不知情”而“不处罚”。

“问受贿不问行贿”无异于给腐败留后门。尽管我国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但贪污贿赂犯罪仍呈易发多发态势，其中贪污案件有所减少，贿赂案件明显增多。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更进一步指出，行贿行为增加的后果，绝非单一的受贿犯罪相应的增加，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也都会相应增加——“因为这些犯罪背后的真正驱动力，都与特定利益相关”。

行贿受贿同罪同罚，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眼下，亟待端正理念，加大对行贿的打击力度。一方面，修改相关法律，提高量刑标准，规范行政纪律处罚，建立行贿黑名单，从而让行贿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同时，司法机关要提高刑侦技术，减少对证人口供的过分依赖，以便办理贿赂案件时不必投鼠忌器，打击行贿和打击受贿可以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张枫逸（河南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