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对华关系才是日本最大课题

我研究日本与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我第一次去日本是1958年，那时我刚拿到社会学博士学位，到日本做家庭调查和研究，60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日本的发展变化。1973年我第一次来中国，1980年开始在中山大学做访问学者，以地方研究为主。我在中日两国都有很多朋友，我非常关心两国关系，这不仅出于私人感情，更因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它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深切希望这两个伟大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相互合作。

目前中日关系的难题集中在岛屿争议，发生意外和冲突的危险确实存在。一旦意外情况发生，中日之间要再次和解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对于日本、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不利的。现在中国外交中最难的工作是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太严峻，中国对日外交工作者和日本研究者的任务很重。现在90%的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好感，日本人也是这样，因为普通中国人主要是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与日本军人有过接触，美国人在二战期间也和日本打过仗，但是和日本人建立最紧密的联系不是同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直接接触，而是在二战后与日本平民建立的私人交往。

多年来我研究邓小平，研究他对日政策的做法。在邓小平时代中日关系很好，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支持，日本对中国、对邓小平的反映非常好。据当时的舆论调查，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老百姓占80%，很多日本人支持中国。很多日本人来到中国是希望道歉。当时日本的电影等也不错，比如《阿信》。 通过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对日本有好感的人也不少。但日本的教材对历史的阐述是不够的，是有问题的，日本应该承认在二战时犯了错。而如今日本人围绕钓鱼岛问题，受日本媒体大量报道的影响，导致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未慎重应对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等中国关切的问题，是造成当前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美国政府也在批判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日本应向国际社会表明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场，远离靖国神社供奉的甲级战犯。去年9月份我在日本见了一些安倍的部下，他们也担心安倍去参拜。我在日本的报纸上发表了文章，反对安倍参拜。不过，我认为中国有些媒体的说法不太客观，日本右翼的行为不代表整个日本，这些媒体宣传虽然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但不利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媒体不应该只选取日本右翼分子的说法，日本国内也有很多友好的声音。对二战后的宪法，大多数日本国民是接受的，日本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他们对战争没有好感，日本人对和平的支持度还是很高。今后日本应突出自己“支持世界和平和助力中国改革开放的和平日本人”形象，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不会走上错误道路。

日本明治维新后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现在还在进行现代化，许多日本人还没有真正尊敬中国人，不过我认为只有中国人真正尊敬自己的国家，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继续，但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地方腐败问题严重，空气污染成为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很多问题已经不同于“邓小平时代”了。不过，邓小平当时关于中日关系的看法还是正确的，只有稳定双边关系，经济交流才能更上一层楼，这对中日乃至全世界都有好处。美国的历史学家都在分析100年前的“一战”，当时没有人认为会发生世界大战，目前也没有人希望发生世界大战，那只是偶发事件。希望中日双方能寻找到好办法避免冲突。在日本研究中国的日本朋友，也希望有所作为，避免冲突。

中日双方应选定一些高级别官员，分别代表自己国家经常性地会面，就一系列广泛议题进行全面讨论，以增强相互理解与合作。过去，中国有一位廖承志先生，对推动中日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中国有关部门的确也有一些了解日本的官员，但还没有廖承志那样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桥梁。日本也有不少人希望与中国交好，但苦于没有渠道。至于日本方面，应选派代表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这样，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可以保证这一联系不会中断。现在日本政局比较稳定，我认为虽然改善中日关系会非常艰难，但没有比现在更重要的时候去启动这一进程。安倍说日本最大的课题是摆脱战后体制，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日本最大的课题是搞好经济和搞好对华关系，包括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如何克服大企业中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官僚主义等。▲(作者Ezra Feivel Vogel 是前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马平摘编自傅高义近日发表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