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父母官”更需清除历史遗弊

据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报道，1月19日，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读者交流会上表示，“我特别反感一些人把县级以上的干部称作父母官。我走了世界183个国家深刻地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人的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才是我们所有人的衣食父母。”

其实无需李肇星的强调，“老百姓是所有人的衣食父母”这样的常识，早已成为现代政治运作和官民互动关系的伦理基础。但客观而言，李肇星对“父母官” 称谓的反感，又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在服务型政府理念逐步强化的今天，无论是在公、私场合，普通百姓还是基层官员自身，“父母官”之谓脱口而出者并不在少数。

以儒家思想为根底的“父母官”概念，本就是封建时代的特色指称，它更多地反映出家国一体的传统政治格局。如其概念所指，“父母官”在其时隐含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思路，被称作“父母官”的郡县官员形同封建大家庭的家长，权力伦理建立在“父家长”的责任意识上。自然而然，在承担治理使命的同时，地方长官还被赋予予取予夺的管理权限。

在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之中，现代政治体系对传统官僚体制的告别，在理论上便表现为契约意识和代理人观念对“父母官”概念的取代。当今社会，我们在强调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完善之时，往往不会像前现代那样，视政府和官员的权力为天然得来，而默认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政府是建立在契约之上为人民服务的代理机构，官员则是具体的代理人。从权力的授予方向来看，政府和官员的权力来自人民;从财政供养体系来看，政府和官员的生存也得依靠广大纳税者的赋税。

带有封建遗弊的“父母官”概念被逐渐弃用，实际上预示着现代政治伦理的一次进步。只是这种进步是不是足够彻底，从“父母官”在官方和民间话语体系的留存中，似乎难以乐观看待。在当下，“父母官”的称谓固然被逐渐弃置，那些使用者也未必是带着传统的语境和意义在使用这一称谓，但是那些支撑“父母官”称谓的不少深层次逻辑，并未随着相关权力常识的普及而完全清除。大包大揽、衙门作风、官僚做派、唯上负责等等，在现实的权力生态中仍旧有迹可循，这些现象的存在还在支撑着“父母官”概念的传播和流传。

基于此，不少人源自对“父母官”概念的反感而要求弃置这一词汇的诉求，对于健全的政治伦理的回归有其积极意义，却也有其局限性。其积极之处在于，它使得权力民授原则以及公仆理念进一步普及，能够促成现代公民主人翁意识的养成;其局限在于，“父母官”本质上是政治伦理外化的一个符号，与其说它是个称谓妥善与否的问题，不如说是称谓背后深层次的权力伦理能否与现代政治理念实现无缝对接的问题，而无缝对接的关键并不在于语词，而在于语词所辐射的群体是不是对自我定位实现了变更。

语言的流变有着自身的特点。就像在官方用语中取消了“农民工”的称谓，“农民工”面临的种种问题还在一样，对于“父母官”概念的统一丢弃，未必就能实现政治伦理的现代化转型。我们所能做的倒不是对称谓做强制性的处理，而是追问概念深处那些历史性的遗弊在多大程度上随语言留存下来。作为一种带有封建色彩的称谓，“父母官”概念迟早会走入历史的故纸堆，但这个过程的关键不在于称谓存废本身，而是定性为人民公仆的官员群体是不是回到了正确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