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太上岩现神秘石窟像：太上老君穿佛教衣服

环绕陪衬着石窟像的圆雕画像。

说法不一，身份颇有争议

关乎太上岩这尊面部被损的神秘石窟像，其身份及开凿年代，各种说法不一。有说是北宋，也有说是唐朝，一直颇有争议。

明朝、清朝所有版本的《武当山志》，均沿用明朝任自垣的说法，认为这尊石窟像是北宋道教老君造像。

“窟内依岩打凿成老君坐像，庄严肃穆，慈眉善目。”武当山古建筑专家张华鹏曾如此描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凇指出，老君岩摩崖造像是同期所制作，整龛造像是统一设计，一次完成，其制作年代是北宋天圣九年而非唐朝。

武当山文物宗教局副研究员赵本新则认为，根据现存摩崖石刻以及历史背景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应为唐朝时期佛教的产物，并非北宋时期的造像。他说，早在唐朝以前，武当山不仅是道教圣地，也是佛教修炼、传播、弘扬教义的重要场所。

“太上老君特征应是长眉、大耳长须，吉祥座。”通过研究，赵本新发现，这尊神秘的石窟像虽然面部被损，但五官却能隐隐窥出轮廓一二，即八字眉，无发、无冠、无须，耳大垂肩，静思状，有明显佛像特征。他认为，应该是佛教禅宗派的形象。

赵本新分析认为，根据造像特征和历史文献以及时代特征来看，这尊佛像应为五祖之一的某一人物形象。石窟的开凿年代至少在唐朝中期以前就已经存在。

那么，这尊石窟像何时被毁的呢？“这可能与唐武宗李炎灭佛有关。佛教由于当时在政治上受挫后，唐武宗勒令僧尼还俗，一时绝迹中原。”赵本新认为，武当山这座佛庵连同造像，当时同样会遭到政治风暴的波及，而武当山的这一批佛教建筑并没有拆除，而是完整地移交给武当道教管理使用。“但石窟像难免不遭此劫。”

他指出，这批佛教建筑未毁另有旁证。北宋著名文学家李方叔在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游武当山时，即兴写下了《武当山赋并序》，文中描绘唐朝佛寺相当辉煌壮观。文中提到：“但余梵宫，炫焕翠微，碧瓦鳞布，朱栏翠飞，盖古唐太乙延昌之旧刹，肃代二帝用以奉国师之隆仪。”赵本新由此推断，当时并没有对石窟像彻底砸毁，当然地方政府在“灭佛”之前，是否有意想将其佛像改造成道教神仙呢？还值得继续探讨。

“这尊佛像正身等均未遭到破坏，却只是在这尊佛像五官上的高线条轮廓做了毁面。”赵本新说，虽然头顶一侧局部残，头部“无发”却显而易见；面部凸的部分虽然损去，但五官残隐的线条仍能透出佛的信息。

赵本新考证认为，此地较为偏僻，加之取水困难，道教的修炼者无法赖以生存，只有放弃。一尊面目不全的佛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变迁，也几乎被人们慢慢遗忘了。而北宋年间王道兴的题刻反证了此地确属无人看守。“石壁上的题刻，恰恰证明王道兴是老君岩的一位道人，只是到此一游而已。”赵本新说，几百年后，正是王道兴的题记，使明朝修志人员误断。

经过研究，赵本新发现，元朝刘道明编撰的《武当福地总真集》“三十六岩”中并没有提到老君岩。“刘道明编志脱稿是在元初，这就是说，至少是自南宋至元初，武当道教就没有老君岩及其所谓的老君像。”

他说，元代中叶的武当道士罗霆震在《武当纪胜集》中收录元诗209篇，全诗集以赞美武当山道教宫、观、岩、洞等胜迹为主，诗中也没有提及此岩。 “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恰恰说明元朝中期以前，武当道教并没有将此岩祀为老君岩、其像祀为老君像。原因很简单，它属于佛教建筑，道教没有理由收录。”赵本新进一步指出，武当道教的岩洞主要以天然洞穴为栖身修炼之所，而佛教多以人工开凿为主，此窟即为人工开凿。

“大量的文献资料表明，隋唐时期武当山佛教相当活跃，然而僧人在山上的活动轨迹中所留下的实物却远远不如道教，几乎被淹没殆尽。”赵本新认为， 这座佛道摩崖石窟造像群弥足珍贵，是武当山古建筑群重要文化内涵和补充，填补了武当山宗教发展史上的空白，对研究武当山佛道史起着举足轻重的参考价值。 “它创造了佛教建筑在道教建筑全方位包围中，仍能和平相处、共存共荣的奇迹。同时，这也是武当山迄今发现最早的建筑，至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