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医药医术文化溯源：岐黄之术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曾有许多士大夫精通医学并出现了一些门阀医学世家，但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只是把医学知识作为自己保生立命的一种工具，大多不愿用之施治于广大普通患者。如东晋士大夫殷浩，是当时清谈领袖，精内典、善经方。但他却不肯为下级人员看病，某次有一下级职员之母有病，请他医疗，至叩头流血以求乃为之。当医好病人后，就将自己的经方烧掉，恐怕人再以医家视之。这说明那时士大夫的学医，尽有为己而不肯为人之目的，同时也反映了那时医家地位并不怎么高。

唐代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一方面唐王朝完善隋代的科举制度，广开仕进之门，使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焚膏继晷，皓首穷经，以求一官半职；另一方面唐代最高统治者大多喜欢诗文，并进而影响到儒生、士大夫阶层，唐代文学艺术的极度繁荣与此不无关系。然而他们大多对医学不以为然，甚至蔑视，“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圣不以为教。”当时文学大家韩愈则说的更坦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原以文名世，很有才学，学医后史书就把他归列为“方技”类，而不入儒林，朱熹对此非常惋惜，唏嘘不已，谓“思邈为唐名进士，因知医贬为技流，惜哉！”仅此医生入“另册”一条，就足以使许多本来愿意从医的儒士却步。难怪宋代医学家高保衡感叹道：“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坤先生罕言之”[8]。正是由于统治阶级这一歧视态度，医生社会地位低下，以致当时社会风气是“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弗论”。由此也导致了这一时期医学人才无论在数量上、学术造诣上和对后世影响诸方面上，均不能与同时代科学文化中其他领域内的空前盛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宋—元

重要变化

宋代政治的重要变化是发展了文官统治，重视文士的培养和选拔，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历代大为提高。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对医学颇感兴趣，十分重视。如北宋9个皇帝中，至少有5个熟悉医学。宋太祖本人学习医学，曾亲自为其弟赵光义艾灸治背；宋太宗赵光义未登基前即留意医术，藏名方千余首。及称帝后即发动医官编成方书100卷，赐名《太平圣惠方》，并御制序。宋真宗、宋徽宗等亦曾亲自为医书作序，并且宋徽宗还以个人名义（实为医官代庖）编写颁行《圣济经》一书。在北宋167年的历史上，竟有10次大规模的中央官刻医书，每次皆有一种或数种重要的医药专著行世，并成为医籍之精品。宋代在实行科举取士选拔官吏的同时，也重视医官的选拔聘用，曾致使一个时期医官职支俸冗滥。后世对医生“大夫”、“郎中”的称呼即起源于这一时期。现代医史学家谢观说：“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医学者，无过于宋。”

重视提倡

由于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与提倡，文人知医通医成为风尚，“儒医”之名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医生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不以知医行医为下贱可耻，反而认为医为仁术，儒者之事。“医国医人，其理一也”，“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批儒士渗入医学领域，一代又一代儒医的涌现，使医学队伍的素质明显得到提高，促进了从医人员知识结构的更新和医学研究效率，无论对医药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临床经验的总结提高，都起了重要作用。

统治需要

蒙元统治者为统治需要，对医学也相当重视。宪宗（蒙哥）即位，智耀入见，帝竟然问儒学何如医学[1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医学的地位。“其他以术数言事辄验，及以医著效，被光宠者甚众。”[14]在统一全国过程中，蒙古兵攻城，屠杀极惨，但独不杀工匠而俘作奴隶，医生也视同匠艺，得以免死。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二月，平定江南，诏书中曾下令搜求“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15]，以为统治阶级服务，医生也在被利用之列。元统一全国后，实行残酷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将各族人民分为四等，汉人、南人居于后两个等级；在社会上又把人们按职业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匠、九儒、十丐。医生处于第五位，在儒士之上，“然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医学”，医生亦可以随时被选拔为官吏，由此亦可见当时医生之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元代地位一落千丈。元代前期科举制度一度废弛，长达近八十年，广大士人仕进无门，并且由于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便转而投身于具有“仁术”之称的医学之中去。专事从医的知识分子增多，使儒医更为发展与巩固，并影响及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