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医药医术文化溯源：岐黄之术

明—清

科举完善

（鸦片战争前）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个朝代，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腐朽的统治地位，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专制空前加强并达到极端化。为加强思想控制，在文化、学术上采取一系列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言行。这一时期科举制度更加完备，以八股文取士，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读书人亦以此为依据而攻读经书。这种僵化的学术传统把当时无数最优秀的学者吸附于自身，浪费他们的才华和精力；而“离经叛道”，思想稍微“有乖于圣学经义”，统治者即给予其个人甚至家族以轻则及身、重则灭族的严惩。“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明史》），如医学等科学知识技术，则一律被视为“奇技淫巧”、“小道”而加以限制与打击。

匠户制度

明代承袭元朝的匠户制度。元代医户颇受统治者优待，可以全免杂役，仅每年交纳包银三两供太医用度[18]；而明代医户除了可免除一部分杂泛差役外，正役和税粮不能免除。又如太医院医职，元代最高职级为正二品；明代太医院最高职级在建国始降为正三品，以后又降为正五品。清朝基本沿袭明的太医院制度，对医学的歧视态度某方面更甚于明代，如曾下令：“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使针灸疗法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清江西巡抚裴率度曾上疏：“…医卜星相，往往假其术以惑民，虽非邪教，亦当以时严惩。”而当时的雍正皇帝竟“深嘉之”，对医学医生之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被迫医学

这一时期，很多医家并不是原来就主动或自愿从医的，大都是因习经文走仕途之路受挫而被迫投身于医学的，就连明代最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也概未例外。其父李言闻本为当地名医，但因当时医生社会地位低下，他不愿李时珍再以医为业，而要李时珍走科举道路入仕途。李时珍14岁考中秀才，其后三次赴乡试均不第，23岁后才不得不放弃再考科举而决心跟父亲学医。

役医如吏

当时社会上一些达官贵人“肆其骄慢之气，役医如吏，藐医如工，家有病人，遂促其调治，并以生死之权责成之”，使业医者社会地位得不到尊重，进而使医者本人及其家属深以行医自卑，甚至自身讳医如深。如清代著名医学家薛雪，擅长治湿热病，撰有《湿热条辨》等医书，对温病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然而当其去世后，其孙为其写墓志铭，概述乃祖生平，竟“无一字及医”，反而将他置于理学之流。当时著名文学家袁枚读后大为愤慨，认为这是“甘舍神奇以就臭腐”，并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予以批驳。试想在这样钻经学走仕途思想占主导地位而医生社会地位低下为人所轻视的大环境下，又有多少优秀的知识分子主动去从事医学？即使从事了医学，人们也大都把它作为养家糊口、自身生存的一种技能，很少能将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看。所有这些，对医学的发展无疑有着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