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三峡移民：娶当地姑娘成干部政绩 艰难融入

《瞭望》文章：“外迁第一人”自述

“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贡献？就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口述/徐继波

纪录整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汤耀国李荣

十年前的一天，徐继波走下船来，踏上崇明的土地。这位重庆山区普通农民的一小步，迈出了三峡移民工程的一大步。

2000年8月17日，重庆市云阳县150户639名农民，迁入上海市崇明县落户。三峡农村移民出省市集中外迁计划，由此正式推进。

对于外迁，徐继波第一个报名、第一个下船，成了标志性人物，为此获奖多次。“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贡献？就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他说。

十年后的今天，又一国家大事在上海登场。作为一个新上海人，徐继波报名加入世博会的治安志愿者，但舍不得掏钱买票去亲眼看一看。

在崇明县城一家由移民开的饭店内，一位从云阳来打工的厨师对本刊记者说，他羡慕那些移民老乡，有崇明户口。他的目标是赚到足够的钱，买上房子，也在崇明落户扎根。

他不知道，崇明县城的平均房价已超过每平方米一万元。

　　“三峡水库蓄的不仅仅是长江水”

我老家在云阳南溪镇河口村，汤溪河边上，离长江也很近。种了三亩多地，主要是种桑树、养蚕，兼做镇政府的蚕桑技术员和一家丝绸公司的蚕茧收购员。日子在当地过得还算马马虎虎。

1991年三峡工程搞库调的时候，我心想，这个工程可能吗？随他们量去。我们这个年纪（49岁）的人，听老一辈形容一件事做不成，就说“除非长江水倒流”，这个工程就是要长江水倒流。

后来好几年没音讯。大概是1995年的时候，又来了一批人，说我们那里要淹掉，肯定要搬走。一位领导说，最好去后山找个地方，打好地基，种上树。我当时正想新修房子，知道新建房屋得不到补偿，但不知道水什么时候淹进来，假如七年八年，土木结构的老房子怎么住？根据另一个领导的建议，没搞混凝土浇灌，用了预制板，在原地建了起来，这样就算不能补偿，但材料不会浪费，可以运到后山去。

到1999年，政府宣传外迁，开始报名了。我第一个报名。我以前没去过上海，不过大家买东西总要挑上海的买，知道那是个发达的地方。当时对山区虽然有些留恋，但干活用黄牛，还要肩挑背驮，而电视里的上海，是平原，有车。

2000年3月，我作为移民代表之一来考察，坐火车到武汉，再坐大巴到上海。到了上海（市区），感觉很好，大上海真漂亮，看不到山了。上海各级领导都对我们很好，住宾馆，吃好菜，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待遇。

但第二天坐船到崇明，心都凉了。看到河沟里尽是芦苇，不是我梦幻里的场景，印象不好。（上海市原三峡办处长计培均对本刊记者解释：崇明是上海比较穷的地方，如果崇明都能安置好，上海其他地方更没问题，于是把崇明作为首批移民安置地。）

回去后考虑了很久。当时我40岁，已经过了一半人生，如何到那里生活？光靠种地，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是最多填饱肚子。

但崇明的很多方面还是比老家好，学校好，交通也方便。车可以开到家门口，在老家再有钱也不可能，来到这里时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再说，崇明毕竟属于上海，上海这两个字，一听就比其他地方强。

更主要的是，走出大山，孩子们的机会更多，发展肯定比在山区快。在动员会上，我就讲：为了我们自己，可以不去，但为了下一代，肯定会更好。

就算要作一点牺牲，也是应该的。我读过9年书，差18分就考上大学了，知道要配合国家搞建设，你这样不干、那样不干，国家怎么发展？这个事是国家行动，国务院直接办的，叫我们走是国务院的指标，不是小政府或企业搞拆迁。如果对你没有很大损害，就要顾全这个大局。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贡献？就是响应国家的号召。

不过，我也相信，叫我们走，肯定不会比在老家差，政府总会想办法，让我们过得比原来舒服一些。

这样，第一批七凑八凑，来了150户。离家那个场景啊，可以说，三峡水库蓄的不仅仅是长江水，还有移民的泪水。

　　“既不愿给娘家丢脸，也不愿给婆家抹黑”

来了后一两个月，有种新鲜感，三个月后就有紧迫感。每天从兜里拿钱买菜吃饭，心情很不好，老想念老家。起码有两年不适应，定下心来是两年以后。

刚分到的地，当年不能种，地方政府就给了我们每人500斤米。给我们修的房子不错，一楼一底。老家的房子，一平方米只补了180块，这里建房要550块。上海市就给我们每人补助了几千块，剩下还不够，可以无息贷款，头五年不用还，后十年还清就可以。（计培均介绍：根据对接考察时了解到的移民困难，上海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除住房补助外，在两年过渡期内，免除中小学学杂费，给移民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推荐工作、用优惠政策鼓励自谋副业、同等条件下安排公益性岗位等。全市用于7000多名三峡移民安置工作的资金达3亿多元。）

地方政府一直很关心我们，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崇明的企业很少，工作不容易找。上海能仁机械厂搬迁厂址时，我曾在那里打零工，在工地做完后，2001年4月，老板打电话叫我去上班。我担心这个陌生的事做不来，老板说可以去学。这样，我就一直在这里上班，平均一个月挣一千多。

我妻子先是在一个锻压厂工作，后来厂子垮了，政府就安排她在小区当保洁工，拿到1120块一个月，是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

我本来安置在侯家镇，靠近县城城桥镇，2004年，按照崇明县的规划，我们这里成了新城，办了农转非，去年住进了这个海岛星城小区。原来的土地和房子，置换成两套100多平方米的新房和养老、医疗保险，不出钱，也不拿钱。这是政府拆迁，如果是企业，我可能就发了。

其他移民，种田、养殖、做生意、跑运输，等等，过得都还凑合。

住在小区里，除了吃喝之外，物业费、水电费、给老家打长途电话等，一个月就要花三百多块。污水排放还要收钱，在老家是不可能的。

大女儿在上海（市区）打工，二女儿今年高考上了线，就要上大学了，我前一阵去镇政府请他们帮助我度过这四年的难关。他们表态会尽力帮忙。我的困难是暂时的，一般不会去找政府，要依赖早依赖了。台阶可以自己一级一级地爬，要是一个大坎，就需要帮助了。

也有的老乡不这样，有点什么事就去找政府。以前不太稳定的时候，他们还拉我一起去上访。我不去，他们对我还有些意见。

我曾对上海、重庆的领导说：我好比是从重庆嫁到上海，既不愿给娘家丢脸，也不愿给婆家抹黑。我做不了多少贡献，能做的是当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你看我屋子里表面条件还可以吧？装修、家具、电器，一共花了7万块。按我的经济条件，不应该装得这么好。42英寸液晶电视，本来要1万块，我买的样机，6千多。我这个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人家买，你也得买。何况我还要经常接待各级领导和记者，搞差了，不仅丢本人的面子，还要丢政府的面子。

2007年，我被评为全国三峡移民先进个人，国务院三峡建委请我去北京，汪啸风（时任三峡办主任）和我对谈，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我记得你们说的三句，“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我们已经迁出了，稳住了，但致富还有个过程。他说：政府不会忘记移民，加上移民自己的努力，这个目标完全可以达到，每人50块钱的后期扶持款，就是为移民着想的。

　黄桷树死了，人适应了

刚来时，我们自己做腊肉，但不好吃，开始以为盐不行，用从老家带来的盐，还是不行。这里空气中的水分太重，也没有老家的柏树枝来烤。猪肉本身也不好吃，老家的猪吃剩饭剩菜，这里的猪是喂饲料，有股腥味。我们搞了一年腊肉就不搞了，每年有老家的人带过来，没人来就寄过来。但哪怕不好吃，有的老乡还是在这里自己搞。

其他方面，我们移民基本上都已经入乡随俗。比如办丧事，在老家，一定要选个好日子下葬，但这里不讲究这个，去世后第三天必须火化。是我们融入他们，不是他们融入我们。

我兄弟姐妹八个，只有我一个人移民过来，其他移民大多都有亲戚一起来。但我这个人活泼开朗，善于交朋友，在这里也不觉得孤单。移民之间经常走动，与本地人关系也不错。

和本地人讲话，一开始用不标准的普通话，现在听得懂崇明话，但不会讲，我不高兴去学这个东西，觉得不好听，我还开玩笑劝当地人也不要讲崇明话了。

我是小区这栋楼的楼长，就像生产队长一样，搞上情下达。村里开党员会和村委会，我也还去参加，修马路、水渠什么的，我都喜欢提建议。

在我看来，重庆人、上海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任何地方都有诚意、不诚意的人。

这十年，生活虽不富裕，但过得比较愉快。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是对家乡、亲情的牵挂。每年回去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只能两年回去一次。2007年，我父亲去世，我没赶上最后一面，这是我最遗憾的事。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后，在赶回去的船上，我差点晕倒。

只要是关于三峡的节目、文章，我都想尽一切办法去看。只要有三峡或移民这两个字，我都觉得好像跟自己有关。看到移民搞得好，证明我没有骗他们，以前我在接受采访时讲了很多好话。看到三峡工程的效益，我有一种自豪感，哪怕很小很小，我也做了点贡献。在上海用电，我也有一种亲切感，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三峡。

现在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崇明人，生活、居住、户口都在崇明。笼统地讲，大家都是中国人，有本事的话哪里都可以生活。没本事的话，只有户口、身份证才决定你是哪里人。

离开老家时，我带来一棵老家的黄桷树（重庆市树）苗，一尺多高，但不适应这里的气候，三年后，长到一人高，死了。2003年，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过来看我时说，不要紧，再给我送两棵来。这两棵树在2004年时跟着第三批移民送过来，但也只活了一年。

树不适应，反正人适应了，管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