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资本”VS“管人管事管资产” 200万亿国资改革谁主沉浮

国资委的反驳

“有人认为以管资本为主，就是要求国资委不再管企业、不再管国有资产了，甚至有人认为就是去国资委化，诸如此类不是对三中全会决定的误解，便是主观臆断或恶意曲解。”

进入2014年，国资委开始频频对外传递声音。

今年4月，前国资委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讲到，汇金公司还不是国资改革体制样板，“汇金本身的职能非常有限，所以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如果认为汇金公司是体制样板的话，就意味着要回到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状态”。

“完善国资管理体制不可以虚化国资委的作用。”2014年5月，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绛在《现代国企研究》上发表题为“别曲解国资监管改革的手段与方向”的文章，为国资委正名。“有人认为以管资本为主，就是要求国资委不再管企业、不再管国有资产了，甚至有人认为就是去国资委化，诸如此类不是对三中全会决定的误解，便是主观臆断或恶意曲解。”

2014年7月17日，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评价“国资改革走淡马锡模式、汇金模式都行不通，很不合适”，甚至是“开历史倒车”。

“全国人民都不会答应。”在彭建国看来，国资委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结束政企不分、“五龙治水”的局面，淡马锡模式是重回老路。“国资委11年来通过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模式，国有资产从7.6万亿增值到40万亿元，营收、利润同步增长。对此十七大、十八大都是肯定的，这个大框架要坚持，不能推倒重来。”

彭建国说，汇金公司监管的金融资产与国资委监管的实业资产有巨大的区别，在实业资产中推行汇金模式不符合国有资产“分类监管”的原则。中国国有资产的体量与新加坡也不可比，新加坡只有1万亿元国有资产，中国的实业资产40万亿，金融资产160万亿，加起来是新加坡的200倍。“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政府部门哪有时间来管？必须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管。”至于李荣融之前倡导学习淡马锡，他指出学习的是管理模式，而非体制安排。

也有媒体报道称，之前财政部在制定国资改革方案时，随着问题的深入研究，发现对产业国资的问题估计不足，汇金模式难以推行。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财政部倾向方案的一大难点，是在央企之上新组建若干投资运营公司，央企集团母公司股权直接转入。但如今的央企个个财大气粗，谁都不愿跟人合并或被重组。

相对而言，7月15日公布的国资委的方案则主张以现有大企业集团为基础形成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比如邵宁也提出把目前113户央企通过重组压缩到70户左右，再授权这些大企业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国资委的方案是在实践中用教训买来的。邵宁介绍，10年之前，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起步就是三层结构：深圳市国资办——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市属国有企业。但在运行中发现体制不顺，矛盾和摩擦很多，企业意见非常大，最后不得不变为两层结构。

李荣融时代，国资委也曾试图在国资委与央企之间建立淡马锡式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并先后成立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诚通控股集团，但效果并未达预期，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都不愿意进入资产管理公司。

对于外界始终担心的，由国资委主导的国资改革将无法解决其角色冲突和去行政化问题，彭建国坦承以前国资委管得过多过细，很多时候是替其他部委承担了社会公共管理职能。

“国资委就像一个漏斗，经常被叫去开部门联席会。”他说。现在正在把审批事项分成“不该管的、可管可不管的和应该管的”三类，对前两类要“坚决取消或下放”。将来国资委“管资本”的职能将通过“章程管理、战略管理和预算管理”来实现，包括向央企派出总会计师等，“这些工作都不能等不能拖”。

谁也说服不了谁

“国企怎么分类，部委里面也是吵得不可开交，大家都有一套说法，谁都说服不了谁”。

截至目前，国资改革究竟如何办，并没有定论。

于是，大到究竟采用何种国有资本授权体制，小到国有资本分类问题，各方都各执一词。

比如，对国企的分类问题，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位国资专家被财政部邀请去提建议，讨论“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具体怎么实施。这是三中全会决定中的一条，后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这一提法的方案起草任务交给了财政部。

但这位专家尴尬地发现，财政部其实难以主导方案。因为决定并未对何为“公益性企业”作出界定，而“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意味着要用非公益性国企的利润提成来补贴公益性企业，这就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正因为如此，财政部、国资委和各大央企，在国企分类问题上分歧巨大。

“围绕分类问题部委里面正吵得不可开交，大家都有一套说法，谁都说服不了谁。企业这边，不同的公司对自己的认定也不一样。”一位证券分析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目前全国各地对国企分类的标准也五花八门。比较常见的分法包含了公益类和竞争类，实际上这并非一个层面的划分标准，比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类大集团，它们旗下公司往往兼具了公益性、垄断性和竞争性。对这些央企来说，不同的分类涉及是否可以获得财政补贴，或薪酬体系是否要向公务员看齐等，它们的态度也随之摇摆。

“现在的改革一旦涉及部委既得利益，往往屁股指挥脑袋，”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评论，“基于部门权力与利益的改革不是真改革，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