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一企业背靠政府 4年间资产从32亿涨到1000亿
创立仅4年,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集团”)的资产规模从32亿元跃过1000亿元。 这个背靠政府的市场化企业,通过一二级市场联动的方式,利用杠杆效应,带动了800亿元的社会资本,
运营决定联投模式的成败
定位在区域城市运营商,联投集团的资源撬动能力是其最大“卖点”。
2007年,国家批复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一大型国有控股企业,为武汉城市圈的“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服务。2008年7月,以省政府为主导,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共同出资,同时引进7家知名企业,包括武钢、三峡集团等为战略投资人,湖北省联发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32亿元。
李红云解释,与传统的国有独资城投公司不同,联投集团是一家多级政府和企业担任出资主体的专业性投融资平台,主导操作的城镇化建设呈现出典型的“区域化”和“市场化”特征:省、市联合出资控股,赋予了强大的政策转化能力,也使其能突破“行政区经济”的干扰,立足区域视角,策划项目;其次,多家央企注资参股,向公司注入了先进的市场运作经验,股东方的回报预期,也要求项目运作需要兼顾市场效益。
“联投集团成立初期是为了解决武汉城市圈内的交通问题。”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则介绍,此后,在其探索发展模式中,才进一步向城镇化的方向拓展。
武汉城市圈城际铁路以武汉为中心,由东南西北四个方向6条放射状骨干线网、8条延伸线及环线组成,总规模约1190公里。一期工程包括武汉至孝感、咸宁、黄石、黄冈4条支线,总里程308公里,投资435亿元,由铁道部和湖北省共同出资,联投集团负责承接修建。2009年3月,4条城际铁路同时动工建设。预计今明两年,4条线路将先后通车。
“这是湖北省发展武汉城市圈在交通方面的重要部署。”秦尊文解释,联投集团则依托4条城际铁路,在沿线35个站点规划建设35个平均10万人口规模的新型化城镇。
除花山新城外,联投集团已先后在省内的咸宁梓山湖、鄂州梧桐湖、荆州农高区、黄冈小池、大悟高铁新城、荆门农谷新城等地再建6座新城,而在恩施,也已有一新城签约。
联投模式正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而梧桐湖新城就是其计划推广最核心项目之一。该项目负责人蒋曲介绍,联投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产业方面要因地制宜,与花山不同,梧桐湖的资源优势是毗邻梁子湖畔,“其生态优势明显,我们计划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大梁子湖区域的生态旅游观光景区。”
避免区域的同质化,是影响其复制性的重要因素。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指出,一个新城如果没有核心的产业支撑无法做成功,但产业必须依靠资源组合,“如果无法在区域之间进行特色的区分,在一个省份,招商资源是相对固定的,如果新开发的项目发挥虹吸作用,将优质资源先期引入,后期的新城产业如何培育?”
总结联投的商业模式,是先通过交通的便利性,由地方政府供应土地,联投集团修建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进行一级开发后,再引入二级土地开发商,在包括产业、居住、休闲等方面展开合作。一位武汉资深地产人士指出,联投模式不同于一般的造城运动,最核心的部分要避免产业的空心化,而招商引资将是最大的难点。
李红云坦言,新城建设初期,区域内尚未聚集人气,需要大项目落户来带动,但社会资本的逐利本性造成大家都持观望状态,都不愿当拓荒牛,招商难确是开发初期的普遍现象。不过,目前,通过多个项目的合作,联投集团已经联合一批优秀企业,组建了“城市开发联盟”,组合式开发形式已相对成熟。
虽然联投集团的项目开始在省内复制,但上述地产人士指出,联投模式还未经历完整的开发周期,最早的花山新城的产业功能也还未显现,“后期的运作中,关键是看产业的招商能否真正聚集人气,及未来的运营能力。”
政府背景为联投集团提供了招商引资的便利性。另一家省投融资平台的相关人士直言,虽然政府只是出资人,但其无形的品牌优势,让诸多机构都会将联投集团视为VIP客户或可靠的合作伙伴,这有利于提升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政府无形中给予的各类资源支持,也能加速项目的运作,这也是联投集团过去几年发展迅猛的重要因素。
不过,与政府捆绑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企业带来各方面支持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企业盈利的负担。
“企业的本性是逐利的,但政府本身又承担了诸多的社会责任。”上述人士坦言,联投集团各地复制项目一个重要前提是,帮助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也是地方政府给予其土地的基本条件,但基础设施类投资短期内很难收回成本,对企业资金实力是个考验,有诸多项目甚至可能亏本。企业若选择对自身盈利能力有帮助的项目,还必须经过多层有形和无形的监管,比如,对基础设施类资金投入的监管就非常严格,绝不允许变更投入对象。联投集团须在社会责任和企业盈利之间找到平衡点。
“联投模式是中国特色。”张世贤指出,由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无论是投融资方面,还是资源整合方面,联投集团的效率优势都十分明显。
但中国城镇化是自然历史过程,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移中,要求的是人的城镇化,它不仅仅只包括农民进城的就业问题,还包括农民进城后的融入问题。
从指标上来看,真正的城镇化包括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联投模式中,无论是住房、社保还是初步的就业,现在还处于城镇化的硬件建设阶段,“这属于城镇化的一个环节,但不能代表城镇化。”张世贤说,在产业培育的后期,应该让失地的农民参与进来,“不仅仅只是参与物业、绿化等边缘化工作,核心产业是否有利于提高农民自身的造血能力也很重要。”
上述本土地产界人士也指出,新城的未来产业培育中,二级开发商们是否能提供与农民需求相契合的工作,有时可能超出了联投集团自身的掌控范围。现在给予失地农民的安排,主要是依靠联投集团统一安置,农民组建的公司自身竞争力如何,能不能经得起市场化的竞争?“这是关系到失地农民一辈子的事情,但这些还有待观察。”
张世贤不无担忧的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还包括人的生产、生活、文化、社会等方面,“洗脚进城后,农民的生活硬件变化大,但自身素质、文化内涵等方面如何跟进城市的步伐,也是个新命题,这些软件更是考验新城运动是不是真正城镇化的关键。”
联投集团总经理李红云解释,联投集团希望通过改变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全面转型,让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在系统提供就业技能培训的基础上,新城内的功能性项目,对技能要求较低的岗位,实行本地化招聘,以花山新城为例,去年建成的花山艺术馆,物业和保安基本上全是本地居民。
秦尊文认为,单纯硬件上来看,联投集团多年来形成的模式相对成熟,也符合当地特色,其在省内复制克隆很容易,“但其能否在全国范围复制推广,现在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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