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南水北调：湖北十堰7万人为水库蓄水迁异乡

原标题:源头蓄水十堰7万人迁异乡

2014年7月9日，十堰新均县，新县城里一栋栋二层小楼紧紧相连，很多移民把一层改成了底商。 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一马平川的土地上，是一畦畦鲜绿的麦苗，还有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匍匐在远处的山脚下，汉江水从家门口流过，他们用瓢舀起水喝，“有种甜甜的味道”。

这是很多沿江而居的十堰人记忆中的故乡。

50年来，丹江口水库大坝从初期建成的162米，加高到176.6米，移民线从最初的157米调高至172米，几代十堰人背井离乡，走上迁徙之路，为建设和保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库，他们作出巨大的贡献。

王朝礼和王瑞权父子俩，在四十年里迁徙了两次，两次都与水有关。

迁徙

头发已经灰白的王瑞权仍记得，五岁那年，随父亲王朝礼从襄阳坐船顺汉水而上，回到老均县城外何家湾村。

老均县是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老钧州更名而来，随着丹江口大坝的落成蓄水，永远沉睡在了丹江口水库水底。

那一批，跟他们一样成为移民的，包括丹江口市、郧县2个县市，动迁移民28.7万人，其中外迁安置9.1万人。

“这是国家工程，搬走没的说。”更何况王朝礼还是村里的团支书，要带个好头。

王朝礼和妻子领着孩子，带着不多的行李铺盖，遗弃了简陋的家具，乘着木筏船，顺汉江而下来到了襄阳的宜城县流水公社。

同样从老均县搬迁到宜城县流水公社的，还有当时只有13岁的辛喜玉，几十年后，已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她回忆那段岁月，仍记得过去的艰苦。

40年后，王瑞权也作出了和父辈们一样的选择，搬。

迁移宜城11年后，1979年王瑞权高中毕业，因为身体单薄难以承受繁重的农活，他重归父母一直牵挂的故土——丹江口。当时，他不会想到，他将再次面临搬迁。

1993年，王瑞权用做油漆工积攒下的钱，加上两万元贷款，开办了丹江口第一家民营食品厂，他特意把家和厂址都选在了父母曾经铸造大坝下水区的汉江右岸，他想像小时候一样，让亲切的汉江流经家门口。

就在他的食品厂盖到两层时，他看到一行人在河岸边上拿着仪器在测量，这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对南水北调移民淹没实物的调查。

他们来到王瑞权的食品厂，“以后这里要搬迁，就不要再建了。”原来，丹江口大坝要加高，而王瑞权的家正在大坝加高施工通道要经过的地方。他为之让路的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将大坝从160米提升到176.6米，十堰市为此动迁移民18.2万人，其中外迁7.7万。

但拆迁时间并不确切，他曾侥幸地想也许不需再搬，可心里还是不安，尽管年年盈利，却一直不敢扩大生产。

王瑞权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2005年，政府对他的食品厂下了拆迁令。“这是国家工程，个人不可抗拒。”王瑞权沿袭了父辈当年的思想，甚至没有考虑到食品厂的补偿标准，就在搬迁协议上签了字。

虽然直到2003年，国务院才对丹江口地区正式下达停建令，2009年，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大规模移民启动，但早在1990年，湖北省就开始做前期工作，严格控制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进行大型实物指标调查，以此为移民补偿依据。

将近20年里，库区为丹江口大坝工程以及南水北调工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农村里，路不再修，房不再盖，连树都不能栽，大部分农民住在低矮的土坯房里，甚至有些房屋成了危房，一下雨，四处漏雨，乡镇干部就紧张起来，怕屋倒砸到人，而一些村的企业相继关停或搬出。

很多农村的房子是土坯房，不敢翻新，一些人家的小伙子相亲，女方吃顿饭，看看房子，就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