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拒收红包协议”能否治得了“红包病”

原标题：一纸“拒收红包协议”能治得了“红包病”吗

昨日，针对教育领域改革、医疗卫生改革等热点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杨晓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记者：北京有的医院目前同患方签订协议，拒收红包？杨晓超：国家卫计委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北京市会坚决贯彻。今年5月1日之前，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会推广签订拒收红包协议，医患双方通过签署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 (3月10日《新京报》）

近年来“红包病”愈演愈烈，并成了久治不愈的社会顽疾。患者送红包，医生收红包似乎已成了医院的另一道“风景线”，人们已经对此见怪不怪。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国家卫计委明确提出要求，要求各大医院患者与医生必须签“拒收红包协议”，彰显了党和政府遏制医疗腐败的勇气和信心。然而，一纸“拒收红包协议”能否管得住“红包病”？公众不能不心存这样的疑问。

这几年围绕着行风治理问题，人们可谓是煞费苦心，尤其一些腐败“高发区”更是纷纷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约法三章”，比如公安部门出台了“禁酒令”，法院、检察院纷纷制定“宣誓誓言”，意在从制度上对腐败行为进行制约，其初衷和用意是好的，但是，现实情况则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很难善始善终，最终致使这“规定”那“制度”沦为“稻草人”——中看不中用。

“红包病”问题由来已久，要治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可谓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但是绝不能因此讳疾忌医。要遏制“红包病”首先要从体制和机制上进行改革，出台完整的制度设计，铲除红包赖以生存的空间和土壤。目前的情形是，患者一旦进了医院，完全听从医生的摆布，既无话语权，更无裁量权，主动权完全掌控在医生的手里，如果在就医问题上医患双方平等对待，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其次，要改变目前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患者之所以甘心情愿地“送红包”，一是看重医生的名气，希望由权威医生来主刀；二是患者为了得到就医优先权，不得已而为之。试想，如果医疗资源配置合理，医疗资源不再为少数医院所垄断，为了争取病人医生之间甚至互相竞争，患者还需要“意思”吗？

三是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时下受社会风气的影响，行贿送礼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成为办事的不二法器。某种程度上讲，患者住院接受治疗也是一种有求于人，为了安全起见，很多患者只好违心地“送红包”。如果社会风气没有明显的改变，社会中人送礼成风，想杜绝红包恐怕很难，毕竟法不责众。

总之，遏制红包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需要社会的积极监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红包病”都难以根除。靠一纸“拒收红包协议”来遏制医疗腐败，往往难以奏效。因为社会环境依然，医疗体制和机制依然，“红包惯性”能彻底根除吗？收受“红包”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谁能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收受？一纸“拒收红包协议”根本治不了“红包病”，不信大家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