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民间信仰的过度娱乐化倾向，对民间信仰的神圣性构成侵犯。民间信仰根植于民间，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在现实生活中所饱尝的酸甜苦辣和对现实生活物质方面的愿望以及精神方面的追求，信仰活动也多与大众的岁时节庆及婚丧习俗等密切相关，既有促进精神慰藉、道德教化等诸多方面的作用，也有促进人际交往、人神沟通、愉悦身心的娱乐化功能。自古以来，“歌舞媚神”和“演戏酬神”的传统，为贫乏的农村社区文化生活注入了无限活力。正因为民间信仰活动娱神娱人的特性，才受到人们的欢迎。但近年来，这种娱乐性显得有些过度，导致民间信仰神圣性的消退。民间信仰所祭拜的神明多有功德于民间，所祭拜的祖宗也多留芳于后世，民众祈求他们的庇护赐福，正是希冀神明生前高尚的品行永远不死。虔诚的祈求使虚无的神明存在，在人们的心中凝聚为一种绝对精神，进而焕发出与民同在、亘古不逝的道德神圣性。可以想见，当这种神圣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神秘性因过度娱乐化而消失，信仰也将不复存在。民间信仰活动的低俗化、庸俗化、媚俗化，将会使民间信仰这种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本由深刻变浅薄，进而影响自身的发展。

民间信仰发展的战略选择

文化是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灵魂。保护和传承以民俗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确立民族文化形象，在当前国际文化竞争、融合的大格局里，对坚定民族自信、维护文化自尊和文化独立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实现现代价值转换，增强传统民间信仰文化的自适应力和吸引力。现代化不仅是传统信仰与社会日益分化的过程，也隐含着传统信仰应对现代化而改革创新的过程。重建民间信仰文化体系，一是重视文化更新与弘扬。民间信仰同各大宗教一样具有爱人、贵生、行善、节俭、互助、诚实、利他等思想，而且特别强调“祖有功、宗有德”及“多元共存、和谐共生”。当前重要的是如何做到科学传播和语言表达的现代性与大众性。当然，除了弘扬和彰显民间信仰价值，还应积极适应现代文明发展，自觉摒弃不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容。二是重视传统民间信仰文化礼仪的传承与创新。礼仪是文化的符号，礼仪的核心是“敬”，无敬不成礼。礼仪的提倡与重建是文化传统重建非常重要的方面。礼仪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也是民间信仰诸方面功能和现代价值转换、传播的重要平台。当前民间信仰礼仪大多形式陈旧、内容乏善可陈，或过度娱乐化、低俗化，礼仪的传承与创新成了重建传统民间信仰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命题。同时，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传统民间信仰是前现代社会的产物，无论语言表达、宗教象征、宗教心理还是宗教的组织特征，都体现了其明显的原始性特征，还较多地停留在前现代社会阶段。民间信仰自身应顺应文明发展趋向，取长补短、综合创新，一方面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成果，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力、生命力和对年轻信众的吸引力。

完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组织性是民间信仰团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社区性的民间信仰团体如炉主、神明会、庙宇管理委员会、香社等，尽管不同于制度性宗教之独立的组织体系，但也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在社区的宗教生活当中，在很大程度上享有“作为一个一般性社会组织体的权利”。在当下传统农村社区中，民间信仰组织已呈现了相当程度的自治化发展态势。如自主成立祭典组织、制定祭典组织章程、自主管理村庙内部事务和财产、接受社会捐赠、举行宗教仪式、确定村庙发展规划等。而对于现代组织管理来讲，强调决策的民主化、管理的制度化。强调决策的民主化，就要求建立一定的决策层，实现民主协商，做到民间信仰事务的公开、公正、民主、透明。从调查情况看，多数的民间信仰组织非常松散，大多都是需要开展活动时临时组织人员、搭建班子，更缺乏必要的组织管理制度；影响较大的民间信仰场所虽有相对稳定的管理委员会，也有相关的制度，但从执行情况看，多数不到位，且家长制管理形式还较为普遍。在这些方面，福建等地已有较好的经验，不少宫庙实行理事会或董事会管理的办法，建章立制，明确职责，管理规范，运行有序，成效较好，值得借鉴。

服务社会。民间信仰生于民间、长于民间，不仅体现宗教性，更体现社会性，无论其产生、存在和传播发展都与世俗社会息息相关。服务社会也一直是民间信仰及广大信众的重要传承，“积德行善”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修桥建路、赈灾济困历来是民间信仰的善举。时下有不少庙宇的“善款”收入颇丰，需要加强引导。在不少乡村，庙宇气势磅礴、金碧辉煌，而校舍却常年失修，形成明显反差。民间信仰要求得发展，必须发扬乐善好施之传统，主动融入社会，参与更多的社会公共服务，积极从事科教文卫及其他方面的公益活动。当然，不但要乐于投入，还要善于投入、敢于担当。事实上，信众捐钱给村庙，可以看做是一种经济上的聚集现象，而村庙把收到的“善款”投入慈善救助以促进公益和减少贫困，也是一种信众服务社会的自助活动。实践证明，民间信仰积极介入社会慈善和公益活动，更容易吸引信众的热情参与，获得社会的肯定，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民间信仰的当代变迁与社会适应研究”阶段性成果，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