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身救父的另一种思考：如何应对极端诉求

2014.12.6 第73期 作者：胡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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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微信好友圈中刷屏的“微笑挑战”让人多少有些无奈，而更无奈的是不断涌现的“亲子救援”新闻——美女卖红薯救弟弟、父亲当人肉沙包救儿子、更有女子卖身救父，联想到不久前的父亲扮女人街头卖卫生巾救子，时至年关此类博人眼球的救援新闻并非个案。

围观者中有感动于亲子之爱的，也有质疑红会不作为的，更有质疑作秀炒作的。无疑充当人肉沙袋和卖卫生巾、红薯者并未真心指望靠此本小利薄的生意能瞬间赚到数以十万计的救命款，而更期待通过自己反常或夸张的行为引起关注，从而激起社会爱心募捐。与此类似，每年春节前后的讨薪热潮中，也往往涌现出诸多跳楼、跳桥、爬高架塔的讨薪者，寄希望于用自己的冒险一搏换取关注。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为什么不能站着把话讲明白，把问题解决了？社会底层极端诉求的闹剧的根源何在？

别怪红十字会：保底救助机制缺失

保底救助机制的缺失显然是第一原因。尽管医保社保在过去十年间几乎遍布了全国，但因病致贫仍然是中国家庭困境的主要原因。血液病、肿瘤及免疫系统等重症、罕见疾病仍能将一个小康水平的家庭一夜之间拉入贫困，更不用说在医疗条件匮乏的广大农村地区。重症疾病治疗费用高本身并无可厚非，更重要的是治疗周期长，总开销和治愈概率几乎是未知数，其整个治疗成本已远远超出普通家庭支付能力，在此情况下诸多家庭选择铤而走险或冒险一搏的解决途径也就成了必然。问题是，此时社会的底线保障机制显得如此匮乏。

尽管重症报销额度相较普通病症要高，但对于民众而言仍然杯水车薪。红十字会在经历一系列风波丑闻后备受诟病，也每每成为此类事件发生时民众骂的最多的机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红会本质上系慈善机构，其捐款扶助具有自愿性而非强制性。对于必然发生的罕见重大疾病的大额度救助应该成为一项常态化民生举措，着重普及至农村边远地区，方能给病患家庭提供一条有效且有序的求生之路。

遇到纠纷怎么办？我们公民的社会化

社会化能力教育缺乏是导致此类现象频发的第二个原因。

笔者曾和几位新晋买车上路的80后朋友聊起事故处理方法，竟有一大半的新车主坦言出事后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找爸爸妈妈或亲戚、找熟人”，结果令人诧异。媒体从业过程中，也常常接到读者爆料家庭纠纷或拆迁纠纷等本该诉求于司法机构的问题，寄希望于通过媒体来解决困境，让人常感头疼。由此反映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的学校和家庭教育、社会公共服务宣传渠道未能从小告知公民合适、有效且合理的处理应急事件的方法和途径。我想，这或许是暗藏在以极端诉求方式解决差钱负债、欠薪纠纷背后的另一层原因——公民的社会化程度还不够完善。

曾有一则网贴分享德国幼儿园的教学内容——参观警察局、邮局、医院、消防局等各类公共服务场所，角色扮演情景演练，学习报警、看病、打电话、超市购物等最基础生存技能。我们常在欧美影视剧中看到人们面对纠纷最常见的“狠话”是“等着法庭见”或“请找我的律师”；而中国人则会习惯性的报以一句国骂。排开崇洋媚外和社会习俗因素，身为社会化的公民，在现代社会生存，如何参与社会生活，有理有据的处理各类纠纷冲突，恐怕是生而为人的第一课。在这一课上的缺失，将导致个人以情感冲动和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问题，也必然导致社会的无序化。

中国的现代城市化进程时间不长，不过几十年时间，对于许多刚刚步入城市化的地区而言恐怕才短短数年。农业文明留下的武力示威和以人际关系网处理问题的方式仍然根深蒂固。要想实现全社会在秩序和观念上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恐怕还需从儿童教育和家庭教育着手，逐渐改变年轻一代独立处理问题的方法，推进社会有序发展。中国当代历史上诸多事件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醒着人们，以简单暴力的方法绝不会推动社会一蹴而就的成熟完善。

息事宁人促和谐？政府处理更需智慧

对于极端方式表达诉求处理不当埋下的后果，是引起此类事件不断复制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上周孝感一栋民宅被强拆，一家五口无家可归借宿派出所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走红。此案中拆迁户的补偿要求与当地拆迁补偿标准相差数倍，导致拆迁难以进行，最终演变为强拆。尽管强拆违法，但当事家庭提出超高额补偿要求并以拒绝搬迁为要挟，导致整个工期延误，进而导致其他拆迁户安置延迟，亦并非全然无辜。强拆事件见报后，当地领导出面协调补偿要求，达成协议。尽管绝大多数以夸张方式铤而走险的诉求者的确遭遇极端困境，但也不乏部分诉求者以绑架他人利益为要挟。对于此类情况，有关部门在处理中既不能置之不理任由矛盾激化，但任何从“和谐”大局出发的息事宁人都将成为一次不妥的先例，引起类似事件的效仿与复制。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邦的动物。人类社会的成熟与完善离不开城市化与社会化，社会对公民的保底救助和公民对极端诉求的有序处理方式，将使社会的尖锐棱角更圆融，从而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