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武汉人与珠峰的近距离接触:大山面前只需诚实
五个武汉人与珠峰的近距离接触 到2012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登山队登顶珠峰,才刷新了武汉人登上珠峰的纪录。 65岁老人大磉,户外专家爵士冰,地大攀岩专业体育教师、也是2012年登珠峰的先遣队队长李
珠峰下的海螺化石。
珠峰上的垃圾并不少见。
大磉在卓奥友峰给孩子们问好。
原标题:在大山面前不需逞强只需诚实
到2012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登山队登顶珠峰,才刷新了武汉人登上珠峰的纪录。
65岁老人大磉,户外专家爵士冰,地大攀岩专业体育教师、也是2012年登珠峰的先遣队队长李伦,关注珠峰生态的环保专家生鸿飞、地大登山队成员张军,他们的登山故事和经历,给我们呈现了神秘的珠穆朗玛峰最真实的一面。
记录他们的故事,试图通过他们的故事,回溯人类登顶珠峰60年的探索变迁。
讲述者:大磉(户外活动爱好者、攀登过启孜峰、哈巴雪山、卓奥友等山峰)
跪在珠峰脚下与儿子对话
我眼前这位65岁的老人,从2002年骑行拉萨之后,便有了“西藏情结”。
2005年,中国重新测量珠峰高度。当年5月22日,一行24人登上峰顶,带回8844.43米这个数据。那天,在距离珠峰近4000公里之外的武汉,大磉和儿子坐在电视机前,激动不已。爱运动的儿子跟大磉说,“我们一起去珠峰,去刷新父子登顶珠峰的纪录吧。”
没想到几天后,年仅23岁的儿子触电身亡,父子约定变成了儿子的遗愿。“儿子走了,人生没了延续,什么都没意义了。”他产生了登珠峰的念想,每早坚持长跑, 下午在30层高的大楼里背着八公斤重的包爬台阶,往返五六遍。为了适应寒冷,每晚在汉江里冬泳。过完冬天,大磉便踏上了西行登高之路。
到了西藏,他才知道珠峰并不是想登就能登的。除了需要缴二十多万的费用外,毫无登山经历的人,想登珠峰是不被允许的。最后他蹭别人的车上了珠峰大本营。看着高山和冰雪,大磉突然觉得自己离儿子很近。一下车,他就跪在珠峰脚下,足足五分钟,“与天对话,与儿子对话。”
没登珠峰,大磉退而求其次登了启孜峰。虽然遗憾于没能登顶,可这趟经历,让大磉领略了大山的魅力。他无时不刻怀念那里的每一天,失去儿子的苦痛也慢慢减少,在他看来,“回到拉萨,就回到了人间;而回到武汉,是回到了现实。”
那个离天很近的地方,似乎真的有解放人的灵魂的作用。下山后的大磉恋上登山,之后在2007年攀登慕士塔格峰,2009年攀登阿比雪山,2010年初攀登哈巴雪山,10月份又攀登了卓奥友峰。
大磉一直觉得,珠峰的象征意义,在每个人心中有着具体的含义。“每个去珠峰的人,都能从其中感受到珠峰给人的吸引和震撼。”
讲述者:爵士冰(16次攀登雪山,业余从事户外运动13年)
危险使这项运动有了严肃的目的
在武汉的户外领域,爵士冰几乎无人不晓。曾16次攀登雪山,全国首创高山滑雪,首次以单人划艇的方式挑战金沙江360公里激流,2005年还以free solo(指以个人技术进行独立雪山攀登)方式登顶海拔5150米高的尖山子。他才“黄漂”归来,又投入到新计划中。
在爵士冰的身上,你总能看到像乔恩·科莱考尔以及他笔下《走进空气稀薄地带》中对登上珠峰“视死如归”的攀登者气息。乔恩·科莱考尔在1996年那场登珠峰山难中逃生,心里一直有“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情怀。“登临山顶是真实、永恒且具体的行为,”他说,“危险使得这项运动有了严肃的目的, 而这恰恰是平凡的生活所缺少的。”
2012年,中国地质大学组织了攀登珠峰活动,爵士冰作为市民代表参与,但他没有被安排登顶。这对他来说,虽说是一种遗憾,但“‘出离’看戏,感受各国登山文化”,也收获颇多。当国人还在以集体行为发出登顶愿望时,他看到了许多外国人,尤其老年人,“为自己而登山”。
让爵士冰印象最深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67岁老太太“珍妮”。爵士冰称之为“神奇的珠峰攀登者”。他说第一次看到这位老人时,“她正戴着老花镜优雅地做针线活加固手套。”他以为这是大龄旅游者,或者是后勤工作人员,但后来才知道,她有过多次八千米攀登经历。
2010年在南坡登珠峰失败后,2012年她又从北坡挑战,爵士冰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在海拔7028米的营地住宿适应了一晚。在一场高原聚会上,她喝着啤酒跳着舞,“都让人感觉不出她的年龄”。爵士冰一直以此鼓励一直想登上珠峰的武汉老人大磉。
对于登顶,爵士冰说并没那么渴望。他更欣赏美国杰出登山家德怀特的观念,从显示自己比别人强,到在大山面前变得诚实,全神贯注并且全力以赴,在“挑战高难度的新路线、进行长时间极限攀登”的追求和“天人合一”这种“无我”的存在状态之间寻找平衡。
而《极限登山》后记,几乎成了他每次户外出行前必读的“精神粮食”。
讲述者:李伦(地大体育教师,2012年地大登山队先遣队队长,攀登过若尼峰、雪宝顶、卓奥友峰等)
登顶是完美的,到不了便享受过程
李伦是地大攀岩专业的体育教师,也是2012年登珠峰的先遣队队长。对自己登顶珠峰,似乎没有完成任务那么强烈。在他身上,你能感受到那种集体行动中所需要的纪律严明和责任感,以及每一步都需要走得准确无误的谨慎。
在一次登山中,他差一点掉进冰缝,好在及时阻止了自己下坠。但对于这种濒临死亡,他有一种司空见惯的淡然。面对高山,激动过的只有2006年攀登海拔6178米高的玉珠峰。
他回忆自己第一次登山,新鲜又紧张,带着一群学生,深感责任之重。因为暴风雪突袭,他们在离峰顶100米左右的地方返回了。此后攀登若尼峰、卓奥友峰、雪宝顶后,再去攀登珠峰,对于技术和体能都兼备的他来说没那么兴奋了。
高海拔,人的身体机能似乎越来越弱了。多吃青菜多喝水,不依赖于药物这些注意事项,是他对学生强调最多的。在大学任教,李伦每年基本上都有一两次攀登雪山的机会。在他眼中,登顶是一件完美的事情,但如果没能登顶,依旧可以享受过程。
讲述者:张军(2012地大登山队成员,装备主管)
在随时会醉氧的平原生活,才是一件幸福
如果跟登顶珠峰的同学兼老乡陈晨相比, 2012年随行地大登山队,负责装备的张军只是到了珠峰。
作为装备主管,张军最关心的还是装备。所以,在大本营这个登山者会聚的地方,轻轻扫一眼,就可以看出各队的穷富来。“比起国外那些商业登山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套用爵士冰的话,“一个山谷的方寸之地也能反映寰球的经济科技观念发展状况。”
在一个多月的登山阶段,张军只能在大本营,顶多上下浮动一两千米海拔的地方活动。人们习惯将5200米的大本营称作是珠峰的脚趾。从起初去珠峰的激动,到每天只能蹲在珠峰脚趾仰望珠峰,张军倍感失望。尤其在这个激动程度跟海拔成正比增长的地方,长时间待在“脚趾”,更是令人沮丧。
无聊、枯燥,等待的日子很煎熬。珠峰脚下,就连草也很难生长。白天,一直呼啦啦地不停刮着风。偶尔见到雪鸡、地鼠、鹰还有一些小飞鸟时,让张军格外激动,虽然大多时候,他基本上认不出那些动物具体而准确的名称。
从小生长在江汉平原,张军还是不大适应这种海拔的生活。就在登山队大部队顺利登顶并回撤时,他和装备队的马超不得不留下来等待牦牛队从6500米的地方将装备运回来。
在珠峰,人们将牦牛称作高山之舟,在缺氧的高海拔,这些宝贝几乎完成代替了诸多人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才能完成的工作。大撤退的当晚,为了等待牦牛队运回装备,他们在晚上9点多才从大本营撤退。
一路波折回到武汉后,张军才感觉到,梦想中的珠峰并不适合他。在随时都会醉氧的平原生活,才是一件幸福。
讲述者:生鸿飞(武汉纺织大学副教授,环保志愿者,2008年曾作为“珠峰环保大行动”志愿者前往珠峰进行生态考察)
“亚洲水塔”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融化
作为有影响力的登山家和早期喜玛拉雅山登山史的见证人,冈瑟·欧·迪伦弗斯说过,登临珠峰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目标,是一项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能退却的事业”。自1852年锡克达发现珠峰起到其最终被登临的101年间,珠峰共夺去了24条生命,挫折了15支探险队。 但这并没有阻止人类认识珠峰的脚步。
不过,也有人更喜欢在珠峰脚下活动。生鸿飞,这位因为关注环保走向公众视野的大学教师,曾因为生态考察多次前往青藏高原,目睹了珠峰的雄伟。但相对于爬上这座高峰,他更感兴趣于这座山的另一种存在——沧海桑田的代表。
2008年,生鸿飞成为“珠峰环保大行动”的志愿者之一,去调查珠峰的生态环境现状。为了摸清现状,他也曾试图往高处攀登,高反严重的他,曾爬到过海拔六千多米的地方。
调查中,生鸿飞发现,相较于珠峰脚下产生的可降解垃圾,随着海拔上升,登山者在往返途中丢弃的登山装备垃圾,并不少见。但这并没有构成什么威胁,毕竟到山上的人不多。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加入了珠峰垃圾清除的行列。更让他感受深刻的或许是全球变暖问题。
到达这里后,他发现“亚洲水塔”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融化着。
2004年,志愿者曾经开展过为长江源冰川树碑活动。生鸿飞说,每树一碑,就可看到冰山融化、海拔升高几十米。他觉得,这像是“人类的死亡之碑”,见证冰川消失。
在高原很多山峰上,冰川融化并不少见。在这里十多年的西藏登山学校尼玛校长明显感到登山时遇到越来越多的高山冰渍湖。李伦在2007年和2009年先后两次到达若尼峰,也深刻体会了这种变化。
“人们一直担心被融化的冰川水淹没。或许在淹没之前,先会被渴死的。”这件事让生鸿飞格外担忧。不过,他也感兴趣于珠峰“沧海桑田”带给人类的礼物。
生鸿飞发现那些土生土长、足不出户的藏族女人,会将只有在海里见得到的海螺捡回来做首饰。这里还有很多原本在高原上不可能出现的海洋生物化石。还有罕见的三叶虫化石,全世界除了珠峰地区,大概就只有非洲东海岸能找到了。而在整个藏区,卖化石已经衍生出了这样一个行业,小商贩总是穿梭其中,向外人推销珠峰给他们留下的礼物。
人们将珠峰地区称作是“化石之乡”,至今已经发现了20多个门类,7000多个属,1400种动植物化石。甚至有人用“俯拾即是”来形容这里的化石之多。显然,这是地球沧海桑田般巨变换来的——这些海里或者沙滩上的生物,拖泥带水地被“拱”出海面,在海平面不断上升的过程中, 被带到世界屋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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