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汉”躁动 25年一觉复兴梦

仅以2009年以来国家级区域战略而言，众多以“老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都市圈战略被上升为国家战略。2007年12月，武汉都市圈被批准为“两型社会”试验区；2009年6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布，将西安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2009年12，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被批准为第二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4月，沈阳经济区被批准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这些政策更多只是一个个概念，划定一个更大的腾挪空间。这些城市的当政者借助这些政策，通过肃清吏治打破此前沉闷的局面。

2011年4月，新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看了新华社湖北分社关于武汉市投资环境的调查报告后，在大会上称“看到了我们丑陋的一面。晚上睡不着觉， 真的彻夜难眠……不痛下决心，不彻底解决，我们不可能跨越式发展。”这迅速在武汉政界形成旋风、高压态势，通过治庸风暴传递到政府体系的最末梢。

西安市市委书记孙清云传递压力的方式则是网络。2011年初，孙清云在6天内对媒体报道和网民留言做了3次批示，称“对网民和媒体反映的问题，有关区县和市级部门要采取适当形式予以及时回复。这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此外，抓住扩大内需的机会，大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这些“老大”城市的共同态势与复兴的重要助推力之一。

从城市基础设施大建设到超大型地块的概念性开发，武汉最显而易见的变化的就是楼、桥、路。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已扩容到500平方公里，从2012年开始，武汉将会每年一条地铁通车。5000多个同时开工的工地，让武汉“堵在路上”，烦恼与希望并存。

西安则着力打造180多平方公里的西咸新区，按陕西省政府“三年出形象，五年大变样，十年大跨越”的要求，十年间西咸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将达到2000亿元，再建一个人口100万的特大城市新区。

能否跳出发展惯性？

“老大”城市的复兴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提供一个“梯子”。但“梯子”终有一天会被“踢掉”，或者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那么，“老大”城市复兴的惯性何在呢？它们又将如何形成现代经济的报酬递增与自强化的反馈机制呢？

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一座城市能够给出答案，跳出城市发展的政策依赖。

3月，因修地铁而修剪、移植法国梧桐的“砍树事件”，让南京复兴态势下的焦灼显露无疑。近年来，南京变化巨大，但一直没有找到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的新路径，而30年间10任市长走马灯似地轮替主政，让政策推动力变得不那么可靠。

几乎在同一时间，武汉市民则隔空发问，“如果可以，能否每人出一定数额的钱，将武汉长江二桥买下来？”。从今年7月份开始，在取消了近7年后，武汉将对除武汉长江大桥、江汉桥之外的过江通道收费。坊间认为这是武汉市政府基础设施投入过大，财力后续乏力的无奈之举。

城市兴衰有其自然规律，不可避免。作为政府，在城市发展中应当用“看得见的手”去熨平这种发展的起伏，尽可能的避免城市发展的大起大落，而不是助推形成“尺蠖效应”，甚至透支城市未来发展的潜力，最终“成也政策、败也政策”。

因此，以武汉、沈阳为代表的一批“老大”城市，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上海、广州等城市所走过的道路，同时又区别于深圳、大连、青岛、宁波等新兴城市的第三条道路，成为很多人的期待。

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维预测武汉将是未来世界十大超级大城市之一。这一直让武汉人颇为自豪。

这一结论是基于武汉的区位、交通、科技人才等要素，但能否跳出发展的惯性？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