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汉”躁动 25年一觉复兴梦

虽然只是个称号，其背后却是城市竞争的大戏。在这个舞台上，被公认为“东方芝加哥”的武汉，会稍许有些尴尬。

一个在区域经济学界普遍提及的比喻是，中国东部海岸线如一张弓，长江就像一支箭，之前的说法是“弓有多强，箭就能射多远”。后来，这一说法悄然改变成“弓再强，也要看开弓的力有多大。”因此，扣弦的着力点——武汉就显得非常重要。

但随着西部大开发推进十年，在西部优厚政策的引力下，直接投资西部的“蛙跳式”产业转移风生水起。于是，“扣弦的点”已经由武汉向西移，转而是上海与西部长江上游城市“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默契配合了。虽然武汉海关大楼的钟声依然洪亮，但已非当日与大上海并称时的武汉了。

5月初，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一个20万平方公里的新经济生长点正在崛起。这又为以武汉为顶点的长江中游地区冲击中国区域经济“第四极”增加了变数。放眼国内，与“中三角”展开竞争的，就是成渝经济区。

首先，从单一城市圈来看，长江中游地区的3个城市圈，都还不足以凭自身能量笑傲江湖。2010年，武汉经济圈的总体实力是8000多亿元，长株潭3+5城市群是10000亿元左右，环鄱阳湖经济圈只有5000亿元。

同期，成都市加上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的总量，达到12000亿元。排在前面的长三角与环渤海城市圈的经济总量都在6万亿元之上；珠三角不包含港澳在内的核心成员就已经突破30000亿元。

因此，不管是武汉自身还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圈，要参与新一轮区域经济的“跑马圈地”，必须在3个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经过叠加整合之后， 形成一个新的整体战略。统计数据显示，长江中游地区三个城市群相加的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元，能够与成渝经济区一较高下，冲刺“第四极”。

其次，“中三角”的形成，已经具备客观基础。早在2003年，就有“中三角”概念的提出。在2010年最新的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武汉、长沙、南昌同属长江中游地区的范畴。

这一区域不仅有长江的天然联系，而且将武汉、长沙、南昌以及20多座中等城市串联起来的环形高速公路、高铁动车，都已经贯通。另一方面，从定位上来说，“不管是‘两型社会’，还是生态经济示范区，两者具有内在联系，完全可以相互整合、互相促进。”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对《决策》分析说。

因此，“把长江中游地区三个‘一小时经济圈’整合成一个‘三小时经济圈’，是可行的。”秦尊文说，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之外，长江中游城市群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

4月26日，李鸿忠率领湖北省党政代表团赴湖南考察，在湘鄂两省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李鸿忠提出应合力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此举被认为是启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次重要接洽，组建跨省区的超大型经济圈的发展动向，已经很明晰。

从本质上来讲，“中三角”的影响力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汉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如果武汉能够发挥上海之于长三角的引领作用，“中三角”就会水到渠成。由此，我们期待大武汉在自身求变的同时，能够与“中三角”实现真正的互动。

“老大”城市回归

■本刊记者徐浩程

当下，沉闷的武汉被搅动得风生水起，它的梦想也随之变得更大。

如果将视野放宽就会发现，当下怀揣“复兴梦”躁动的城市不独是武汉。沈阳、南京、西安等这些曾经引领中国城市的榜样、曾经失落的“老大”城市，似乎先后迎来复兴的曙光。

这圆了众多人心中的情结。

但武汉、沈阳、南京、西安等城市是在跳出城市大起大落发展的怪圈，抑或只是进入了一个“政策兴奋期”？

老大的幸福时光

“三级跳”是目前武汉政界的一个热词——过去3年，武汉GDP连续跳过了3000亿、4000亿、5000亿三级，达到5515.76亿，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跃升至第六位。

这之前，武汉GDP在1998年突破1000亿后，用了7年时间突破2000亿——在2005年达到2238亿；用了2年突破3000亿——在2007年达到3141亿。

速度与数据背后是武汉跳动的梦想。

2011年湖北省“两会”上，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提出，“十二五”期间武汉要实现更大程度的跨越，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此将授予武汉市以省一级的管理决策权限，并对武汉释放所有省级政策空间，在政策机制和管理权限上的“省市一体”，为武汉在“十二五”期间实现更大程度上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

此后不久，武汉在市委全体会议上以《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努力开创武汉科学发展新局面》的主题报告，“回应发展的机遇、复兴的大势、历史的瞩目和深沉的寄望”。4月7日，《长江日报》开始连续刊发《励精图治、复兴大武汉》的系列评论，“十二五”开局也被武汉定位为“再创辉煌的历史新时期”，并号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大武汉”。

武汉只是“老大”城市集体躁动的一个例子。在此前后，南京、沈阳、西安等一批既“老”且“大”的城市先后发力。这些城市与改革开放后勃兴的大连、苏州、青岛、无锡、宁波等新贵城市相比，是当之无愧的“老”城；因为计划经济体系与城市发展模式，让它们也是动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这些城市有过辉煌， 也曾陷入过与新贵城市的口水战，苦苦挣扎，分外纠结。现在，即便部分城市在经济体量上尚未超过新贵城市，但在城市竞争中，都开始扭转劣势。沈阳与大连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2000年前后，大连通过经营城市，建设“大大连”迅速崛起，而此时沈阳还陷入老工业基地的泥潭中。因为沈阳的衰落，“辽宁振兴靠谁？沈阳还是大连？”此类问题在2003年前后甚是流行。但在2007年，沈阳在经济总量上一举反超大连；2010年4月，沈阳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1年，沈阳在其“十二五”规划中更是将“东北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调整为“国家中心城市”，先大连一步。

在长三角，尽管与苏州、无锡等城市的经济总量尚有差距，但南京当地政界人士和学者们普遍认为，“南京近年来城市变化巨大，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城市功能和科教资源上，南京远高于苏州、无锡等长三角城市。曾先后主政苏州、无锡的杨卫泽调任南京市委书记之后，凭借他对三座城市的深厚洞察，杨卫泽雄心勃勃地提出，南京作为江苏省会城市和长三角中心城市，发展目标和定位是带头，要实现带头就只能是第一。

政策、官员、大工地

“老大”城市的复兴有其客观经济背景。

“2008年扩大内需政策实施以后，这些城市巨大的人口正在逐步转化为巨大的消费市场，让这些城市的发展得到了强劲的支持。”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向《决策》分析道。

在消费市场之外，“老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也与内需政策有着某种匹配。“内需政策刺激了基础设施大量开工，以及以汽车为代表的产业发力。这就使得汽车、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效益明显提升。”华中科学技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告诉《决策》。恰恰是武汉等“老大”城市得益于计划经济的产业布局，在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上占有明显的优势。随着这些产业的复苏，“老大”城市明显摆脱了此前的经济困境，沈阳尤为明显。

相对经济大势，“老大”城市复兴中更让人瞩目的共同点是政策、官员、大工地。

随着中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大中小城市并举转向优先发展大城市，“老大”城市相对新贵城市而言更容易得到政策上的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