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一票否决制应向公众敞开

原标题：一票否决制应向公众敞开

官员一票否决制在我国已实行了30多年，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大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招商引资、信访、群众满意度等事情上，一些地区滥用一票否决制，导致下级不惜造假穷于应付、依上级行政不依法行政等现象；而在环保等方面，虽也引入一票否决制，但因组织部门没有真正介入，地方很少问责。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领域率先引入一票否决制，政令推行取得显著效果，一票否决制也因此在各个领域推广开来。现在在招商引资、信访控制、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安全生产、反腐倡廉等领域，几乎都可发现一票否决制的不同版本。

一票否决制的广泛适用，首先得益于自上而下的考核高压。但正如媒体盘点的那样，这种压力型考核模式为政令通畅提供保障同时，也因为对试错空间的封堵，使得驱动官员行使职能的考核压力，变成了政治红线。当然，问题并不在于考核红线本身，而在于在适用范围泛化、指标设定不科学、配套问责机制缺乏的背景下，不排除基层通过造假、应付等手段来释放其独自消化不了的考核压力。

和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一样，一票否决制似乎正成为一个无所不装的筐。从管理模式的利弊角度来分析，造假、应付的存在，意味着一票否决制所造就的政令通达的行政图景中，存在着必须正视的泡沫。而当考核指标层层派发下来时，它事实上成为了基层政府和官员行政的指挥棒，压力层层分解的结果之一，就是客观上在强化唯上负责的行政理念。唯上负责加剧一票否决的压力效果，基层政府和官员围绕否决项目不遗余力地施政努力，又在加固着唯上负责的模式，这似乎陷入了循环。

一票否决制所依赖的考核高压，既有着保障政令通达的优势，却也有不足，关键在于压力的建构者是谁。一票否决，代表着一种不容妥协、不留余地的重视， 但除了职能行使者对政令的重视程度之外，社会管理的另一个要点是，政令要与现实治理需求对接。这个对接的过程，其实也是将一票否决的压力转移到民众手中的过程。无论是环保，还是治安，社会管理归根结底是对公众治理需求的一种回应。不可否认，引入一票否决制的领域，往往是因其涉及到公共领域最敏感、最关切的现实问题。公众作为社会治理的诉求者，理所当然也应是评测者，而他们的评测不仅最能体现政令的实施效果，也能对政府行政形成刚性的倒逼。

如果一票否决机制是对公众敞开的，那么通过掩盖问题来应付压力，将变得困难。这是因为问题一旦发生，总有一个人拥有那否决的一票。不过，这种面向公众开放的参与机制，前提是一票否决制的适用范围需得到明确。对于社会管理的一般性领域，通过常规的政绩考核体系即可，一票否决机制只是在关键性领域，比如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建立自身的效力和权威。

当然，面向公众开放的否决平台的建立，并不简单，它还涉及到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机制的建立，这主要涉及技术问题。一票否决制的合理优化，主要难点在于打破自上而下的考核机制，以开放的行政姿态来让权力面向广大民众。建立在对民意负责的基础之上，一票否决制的实施才能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