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公考取消35岁年龄限制，职场“打工人”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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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蒋胜男建议，取消国家公务员报考3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不得不说该建议恰巧与当前舆论热议的职场“35岁现象”不谋而合，无疑瞬间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

公务员考试应该限制年龄吗？在微博发起的一项投票中，多数网友选择了“行业不该有年龄限制”，并在评论区对“35岁＋”的平凡打工人疯狂打CALL。或许是感性的共鸣，支持者的声音似乎都一边倒向了职场年龄歧视的“社会道德论”，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35岁门槛”究竟该不该“立”这个问题的探讨，实则并非表面那么简单。

惹人心疼的“35岁危机”

“35岁是个更加成熟稳定的阶段，做事更加全面，那为什么要卡35岁？”“对于不是主管级别的从业人员而言，35岁就是一道坎，生活压力极大，他们理应被社会赋予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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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支持者对“年龄歧视”的存在打抱不平，满屏的“心疼”直击人心。追其缘由还要从“35岁现象”说起——

C刊上曾记录过这样一份数据，有学者对上海和成都的招聘广告(30 万份)进行调查， 发现上海8成以上的职位都要求应聘者年龄在 35 岁以下，而在成都该比例也接近 7 成。全国各地公务员考录年龄的上限一般也是 35 周岁，只有黑龙江等少数省份将年龄上限放宽到了 40 周岁。可以说，35 岁已经成为人们择业时难以逾越的年龄坎。“35岁职场枯竭”现象，几乎在各个就业场景下都存在，“35岁+”人群也面临着就业困难、面临失业、家庭收入下滑等困境。

在如此就业环境下，可见网友的“正义之声”似乎并非无理无据，归纳总结提案支持者的核心观点，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招引人才角度看，35岁以上的二次就业人员相较刚毕业的大学生会更有工作经验，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公务员招考目的是选拔人才干事创业，应该不拘一格，不能“唯年龄论”。另一方面是从不断进步的时代背景来看，随着从业人员学历水平的不断提高，从业年龄也逐渐增加，早起规定的“35岁门槛”已无法适应当下的人才市场现状。

另外，作为党政机关，招考公务员限制35岁以下，无疑给人带来一种“年龄歧视”感，难免导致一些企业招工招考时会以公务员招录为参照，加剧社会对就业者设置“35岁门槛”。

以上理由，单看似乎都在理，但取消公务员招考35岁限制需要全面考虑、系统研究，绝非片面之谈，若将政策制度、公务员队伍建设和管理的自身规律等诸多不可回避的因素结合起来，打破“35岁门槛”这事儿是否还经得起推敲？

都是“年龄”的错？非然。

争来争去，以35岁为界探讨的无非就是个“年龄”问题。

其实，取消公务员招考35岁年龄上限，并不是什么新鲜提案：2015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党支部书记王全就曾提出过《关于取消公务员录用以35周岁为上限的建议》；2017年两会期间，广东团人大代表黄细花也曾建议，废除公务员招考年龄35周岁的上限，不拘一格选人才。

提了又提的问题为何屡屡未能实施？不防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取消了公务员考试的“年龄门槛”，当40、50岁的考生报考并成功“上岸”，即刻面临还未来得及培养就到退休年龄的状况该怎么办？录用后当面对可能比自己年轻近十岁的上级时，这种关系又当如何处理？仅仅只是假设，种种问题都接踵而来，显然，在相关体制机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取消公务员考试35岁以下年龄限制的方案是不符合公务员管理体系发展规律的。

大多持有支持观点的网友将设定“35岁门槛”的矛头直指“年龄歧视”，先不谈其是感性的宣泄还是有理可循，不可驳斥的是无论是年龄、性别、长相，任何社会潜规则形成的背后都有其必然原由。

“年轻就能当饭吃？”据官方媒体线上线下的调查发现，如今各类招聘都要求“年龄限35岁以下”，不少用人单位热衷于收割“青春红利”，甚至提出“员工90后化”。若公务员体系“门槛”设置有其内在体制的原因，那相对灵活的企业管理制度下，为何也频设“年龄门槛”？是因为公务员姓“公”带头，企业紧跟效仿吗？答案显然是不！

对绝大多数企业而言，用人关键取决于员工所能创造的“价值，这便是职场规则、价值取向。对于普通岗位而言，受家庭、身体、思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35岁以上的求职者不仅对岗位、技术以及企业文化的适应能力低，而且活力、热情以及效率也相对不足。不少人到了35岁仍没有获得很好的成绩，依然位于低端岗位，渐渐放弃努力，更向往安稳、得过且过。可与公务员体制不一样，名声名誉也好、财富也罢，企业时时刻刻都在寻求自身发展，面对这样的员工，站在企业主的角度想想也确实令人头疼 :辞退他们，于心不忍 ;留下他们，可能拉低团队绩效，使整个组织丧失活力。

无论年长年少，好坏均有其本身存在的两面性。回想起在不久前参加的一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很多企业主在谈及用人选才对公司发展的看法时都纷纷表示，更偏爱35岁以下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这不代表“唯年龄论”，只是我们必须像承认年长的人沉淀越深、经验越足一样，去正视“年轻”本身所能带来的“价值”——可塑性和无限创造力。

所以，关于“35岁门槛”立还是不立的问题，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也绝不可片面从对“年龄歧视”的道德定义上来肯定“不立”的正确性，政策体系之间都存在关联性，若冒然取消，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孰对孰错、视角不同，人人均可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政府最终决策必将有其全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