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炉城市的武汉性格 寻找江城曾经的历史痕迹
武汉的城市性格，多被概括为：世俗、市井。但其实，近代史上的武汉从来不乏血性。同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重镇，没有天津的名士荟萃，也不似南京的名门正统，却有着一锤定音的决绝。武汉历来是重大革命事件的试验田和首发地，从汉口抢码头立镇到林则徐禁烟，从“汉阳造”掀开中国近代工业开端，再到1911年那场惊骇世界的武昌起义，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结点，武汉骨子里的革命尚武精神从未缺场。颇具意味的是，在中国近代发轫之始就刻在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上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倒过来念成“学大汉，武立国”，似乎是对于这座城市性格的绝妙隐喻。
武汉
然如今，已走出革命史的武汉，每逢“千载难逢的机遇”总不免尴尬收场，曾与北京竞争首都一票惜败，中部崛起战略失先机，竞评新特区屡失利……因此，世人难免以带点戏谑的口吻感叹武汉如今的失落。这个小市民化的二线城市，与近代那个曾与大上海并称为“两大”的大武汉，以及那个豪情干云的辛亥首义之城，似乎已渐行渐远。但只有细读一番武汉的近代革命史，才能明白这座城市的气场——“战场总是在这里”。
百年武汉
辛亥第一枪：战场和过程总是在这里
在中国，真正称得上“大”的城市，一个是大上海，一个是大武汉。1918年，美国《竖琴》杂志刊载了一篇《中国的芝加哥》，称“汉口在中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但比起大上海，武汉的面貌则模糊许多，倒是武汉作家池莉的一句评价“天生了一段反骨”比较贴切。
武汉是一个远在江湖的城市。历史上，楚地一直都是骚乱之地。一年的收成不奸，乡人就反了。一年遭了水灾，乡人又反了。楚地江河湖泊众多，水灾连年不断。只要没了吃的，那就造反有理。这造反的豪气发展到近代，就成了码头精神。汉口因码头建镇，近代武汉开埠，长江码头舟楫穿梭，南来北往商货云集。地盘却是靠拳头说了算，敢打敢拼，让当时的武汉码头帮威震南北，也带出了一身匪气。精明、擅算计的广州人常常自忖，辛亥革命在广州搞了那么多次没成，在武汉却一次成功？这与城市性格必然是脱不开的。
武汉街头
武昌起义的胜利，给江湖之远的武汉所带来的自信，在此前无法预计。过去武汉的革命者到上海去见那些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领导人时，都被瞧不起，认为武汉的革命者土头土脑。起义前夕，武汉的起义者也有意请上海方面来人，却屡请不来。而翻过“辛亥”这一页，武汉三镇才真正从一个土俗、冒着匪气的商埠成长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政治意义的一个舞台，因而也有了后来的京汉工人大罢工、建立国民政府临时政府等重要历史事件。如今，武汉人也讨巧地将“首义精神”追奉为官方认证的武汉城市精神，武钢第一个引进了洋设备，武商是中国商业股第一股，武汉柴油机厂第一个引进洋厂长，武汉自此好像凡事都要争个第一，如果不是，就对不起祖宗拼死抢下的辛亥第一枪了。
这一“首义精神”却也助长了武汉的其他特质，比如逞能扬威。尽管武汉后来成为近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心脏，但也在“文革”期间由汉产的两个庞大革命组织“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酿成全国最大的武斗。而“百万雄师”扣押中央派往武汉的代表王力和谢富治，恐怕当时也只有武汉人敢做这样的事。但按照池莉的说法，就如长江水不曾停留，“战场总是在这里，过程总是在这里，然而，最后的结果准不在这里，建都地点准不在这里。胜利的果实总是不会给老武汉享受的。老武汉是永远的边缘。老武汉因为战争的伤痕和心底的抑郁而如此暴躁和如此美好。”
街头
旅行家指点：辛亥遗脉路线
紫阳湖(工程营旧址)→首义路(起义门、楚望台)→阅马场(红楼、黄兴拜将台)
1.红楼：即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旧址，位于武昌阅马场，现为辛亥革命专题博物馆，被尊崇为“民国之门”，因全由红砖砌成，又称为红楼。以它作为首义之旅的起点再合适不过。
2.工程营旧址：武昌起义第一枪就是从武昌城南的新军第八镇工程营房里响起的，因此工程营是武昌首义的发难处。原址在武昌紫阳湖东侧，解放初期尚存有3栋平房，后按原貌进行了重修，并立有纪念碑刻。
3.黎元洪墓：始建于1935年，有十几米长的宏大墓道和圆形的大理石墓冢。“大总统黎元洪墓”几个字如今读来意味深长，碑文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自撰写的。墓地位于华中师范大学校园内。
4.起义门：原是明代武昌古城的中和门，也是武昌古城九大城门中惟一留存的城门。武昌起义爆发时，湖北新军工程营起义后，迅速控制中和门，参加起义的南湖马炮营得以从此门入城，在城头架炮轰击湖广总督府。因此中和门也被誉为武昌起义的起点。解放时起义门损毁严重，1981年在原址复建城楼。
5.楚望台：位于武昌梅亭山、起义门左侧的山冈。为清末湖北新军军械库所在地，库存德国、日本及汉阳造步枪数万支、炮百余门及大量弹药，为当时国内最大军火库之一。武昌起义时，这里是起义军的大本营。如今原址无存，但仍是武昌城的一片高地，能感受到当年的煞气。
6.黄兴拜将台：位于武昌阅马场武珞路南，与湖北军政府旧址隔街相望。1911年11月3日，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效汉邦拜韩信为将仪式，在此用木板搭建拜将台，在北登台拜将，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如今的紫红色水磨石碑为1955年改建。
武汉江边
张之洞督鄂：近代转型之路
外地人到武汉，来张公亭，难免琢磨一下，“张公是谁啊？”武汉人必定一脸鄙夷。不是武汉人，很难理解张之洞对于这座城市的意义。他一手经营的武汉，本是向清廷一表忠诚的试验田，无奈汉阳铁厂、武汉大学、湖北新军里的汗水和激情都化作熊秉坤的首义枪声，这些历史的意外让武汉充满了戏剧性。
如同孙中山之于广州，袁世凯之于天津，曾国藩之于长沙，武汉三千多年的建镇史里，惟有张之洞治鄂的这一段清晰可辨。孙中山在视察武汉时曾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肯定他的实业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等基础。张之洞督鄂近20年间，在汉阳龟山至赫山临江一带造就了十里“制造工业长廊”。铁厂炼出中国第一炉钢水，兵工厂造出的新式步枪打响了辛亥第一枪，京汉铁路武汉段令武汉由一个深居腹地的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交通要枢。武汉在20世纪初成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大都市，也主要得益于张之洞治鄂期间的成绩。
由于近半个世纪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在武汉，与张之洞有关的历史遗迹现存不多，但留有实际用途的兵工厂、铁厂、纺织厂、船厂等却别具看点，它们作为武汉国有经济命脉的前身，仍在武汉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此之外，最让武汉市民感怀的，是一处名为“劝业场”的老市场。劝业，这一温情的名字竟是沿袭了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叫法，是张之洞为鼓励民间商业的一大成果。如今位于武汉大学之侧，虽有些破败，但仍能见着百工劳作之景。
武汉人稀罕张公。在民国初年乱世中，张之洞的墓始终无恙。据说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军一支部队经过双庙村，一个湖北籍的连长带着全连士兵到张之洞坟前鞠躬致祭。在武昌，原有一条张之洞路，1936年命的名，后因国人对张之洞的历史错判而不得不几易其名，直到2010年借张之洞督鄂120周年之际才恢复原名，作为武汉人对于张总督的一种告慰和感谢。
对于武汉来说，正是京汉铁路上隆隆行驶的火车、长江上轮船鸣响的汽笛和汉阳铁厂高耸入云的烟囱，才使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之路显得具体可感。
武汉阅马场
旅行家指点：近代工业路线
1.汉阳铁厂遗址：1938年，日军大规模入侵武汉，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将汉阳铁厂整体搬迁至重庆大渡口，不能搬走的原厂房全都炸掉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原汉阳火药厂遗址上重建汉阳钢厂。现在，最老的厂房、机器也只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不过这里已建起一座工业博物馆，成为武汉最重要的工业遗迹看点。位于汉阳琴台大道。
2.张之洞路：位于紫阳湖以北，西起武汉临江大道，东至中山路，长约2580米，沥青路面。因此路有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十多年的总督衙门和他“洋务新政”办的实业、学堂、兵营的遗址和遗迹，而被命名为“张之洞路”。
3.老江岸机务段遗址：位于汉口二七路，是武汉近代铁路工业为数不多的一件存世珍宝。二七路一带由1923年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事件得名，当时的二七路地区是京汉铁路刘家庙车站(江岸车站的前身)所在地。这里的铁路文化保留非常完整，此路就是由转车台命名。其中的机车转车台最为珍贵，100多年前由法国人修建，用于蒸汽机车调换方向，现在仍能看到保存完好的遗址。
4.汉阳兵工厂：曾因战乱数度迁址，现位于武汉江夏区，改名为“3303工厂”，以军品修理为主，白云洞旅游区就坐落在3303工厂内，风景不错。
民以食为天
汉口老街巷：花楼却是革命地
1860年，汉口开埠。租界开辟之初，汉口闹市和民房几乎都集中在汉水岸边，而开阔平整的长江北岸却仍寥无人迹，荒野一片。英国人在为自己的租界选址时，撇开了热闹的汉水地带，而选择了长江岸边。随后，英德日俄法五国纷纷投巨资改造长江北岸大片“旷野之地”。逐渐，武汉的中心由汉水之滨的汉正街移到了长江之滨的江汉路以北广大区域，传统内河口岸的小农经济在欧风洋雨的洗礼下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一批有眼光的富商在汉正街以东、租界以南的花楼街、江汉路、南京路一带购地建楼。阔绰的乡绅们出手不凡，建的楼雕梁画栋，斗拱、廊柱、花窗都极为讲究，于是被唤作了“花楼”。不出几年，汉正街、长堤街、集家嘴一带租界区的繁华，沿着汉水的方向也流进了这些老街巷，街北租界区的建筑风格也渐次影响到了这里。但武汉的街巷，漾出的却不是“江边烛火、人间清平”这般的颓靡调子，由于在近代长期是“战场”，这里一度成为革命者、民主人士和开明思想者的啸聚之地。于是，男人被濡染得天生一副蛮霸，女人也磨练得泼辣麻利。
单身之家
最值得一说的街巷是昙华林。这条清代古巷十分洋气，但它更为血性的成分却鲜为人知，比如，这里曾是早期革命团体“日知会”、“奇英学社”的活动基地；还有1938年，时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风流诗人郭沫若，曾带领一批宣传队员进驻昙华林83号夏斗寅寓所……
近代史上的武汉，已经是国民党辖区的军事重镇和西洋势力渗透最严重的口岸，却终归是庙堂之远。地处腹地，最适合革命回旋和蓄精养锐，密集的近代工业区让革命一点即着，合着武汉人骨子里的血性，星火在街巷里燎原。临时国民政府时期中共群英云集的“红巷”(中共农民讲习所所在地)，走出了董必武、陈潭秋、林彪等一干乱世枭雄。“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的这句话，生生透着武汉人的野性与蛮劲。兵家必争的地理位置让这座城市战事频频，每一次“保卫大武汉”，都为这座城市的血性，再添一笔。
仁济医院
旅行家指点：老街巷革命路
1.昙华林街：武昌区粮道街的一个老街区，位于老武昌城的东北角，全长约1.2公里，房屋临街面都是仿旧的灰砖黑瓦式样，很适合漫步。汉口开埠后，昙华林一带医院、学校、公寓、花园、教堂，比邻而居，现存老屋里，比较著名的是建于1912年的翁守谦故居。重点推荐：加诺撒仁爱修女会礼拜堂，是位于附近花园山一幢保存完好的建筑，原建筑分为礼拜堂和修女居所两部分，现存礼拜堂。这个修女会1806年在意大利创建，1868年应湖北教区主教明位笃邀请，派遣人员来汉，并在花园山创建分院，开办教理班、工艺所、育婴堂等公益事业。仁济医院，位于花园山以东，1895年修建，原名英国伦敦教会医院，这所医院与一位英国传教士杨格非联在一起，1861年该教士在与昙华林临近的戈甲营建礼拜堂，后开设诊所和义塾为教众和附近的居民服务，7年后传教士将诊所和义塾迁至昙华林并加以扩建成，1883年正式改名仁济医院。
圣撒加诺堂
2.都府堤街：靠近中华路码头，全长五六百米。重点推荐：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是都府堤最北的起始点，旧时门牌是簧巷13号，原为张之洞开办的北路学堂，现存房屋大部分还是百年前的；中共“五大”会址，位于都府堤21号，原是1918年所建的国立武昌高师附小校园，有7栋融合西式风格的学宫式建筑；毛泽东故居，位于都府堤41号，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此居住，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并在此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黎黄陂街：以老建筑见长，为典雅的洛可可风和哥特风。1897年该街被辟为俄租界，被称为阿烈色耶夫街、夷玛街。如今黎黄陂路被列为“街头博物馆”，街口的淡黄底色的宋庆龄旧居是第一入眼的老建筑。重点推荐：俄租界的公务建筑，如俄国巡捕房旧址、俄租界工部局，当年汪精卫在武汉建伪政府，黎黄陂路上现在还有日伪汉口放送局的旧址，搞广播节目；医院，如万国医院、高氏医院，前者1910年兴建，首任院长为意大利人，医护人员来自21国，因此得名万国医院，但所存建筑不多，而后者保存完好，建于1936年，主人高氏姐弟曾在武汉三镇非常出名，整幢房子三层楼，现在是一个艺术工作室；与教会相关的建筑，如信义大楼、基督教青年会汉口会所等，其中信义大楼是1923年由美国、瑞典、芬兰、挪威和中国湘西、湘中的循道会、信义会合资兴建的旅馆式建筑，宋庆龄、蒋经国等经过武汉时也住过；洋行，如裕兴洋行、顺丰央行等，宋庆龄故居最早也是华俄道胜银行，这些洋行资历资本在当时属于小金融，建得不如江汉路上的气派。
吴家花园
4.洞庭街、鄱阳街：两街贯穿原英俄法三国租界，两侧保留了不少租界时代遗留的欧式建筑，现多为酒吧、茶屋和时尚餐厅。重点推荐：詹天佑旧居，位于洞庭街与合作路临界处，詹天佑1912年出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故居为一栋砖木结构的西式二层楼，也是詹天佑亲自设计的；八七会议旧址，位于鄱阳街135-139号，建于1920年，原是英国人建的公寓，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武汉后，二楼是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八七会议就在这间住房内召开。
相关新闻：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