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引领武汉未来“黄金十年” 药方在自己手里
詹姆斯·莫里斯，1936年生于苏格兰的明尼加夫，激励理论的奠基者，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33岁时成为当时牛津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名誉教授。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重点包括开放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
徐长生,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兼任湖北省委、武汉市政府决策支持顾问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原标题：创新引领武汉未来“黄金十年” 并不必然等于创新成果□卢锋
“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创新，既是国家对武汉的期待，也是复兴大武汉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专家们认为——
中国的“药方”
在自己手里
詹姆斯·莫里斯
当西方经济遇到问题的时候，答案似乎是在中国；但当中国也遇到问题的时候，人们开始觉得迷茫。也许，中国的“药方”在自己手里。
对于任何一场危机，都可以回归供需关系一窥源头。需求减少、生产减少、就业减少、投资减少、银行信贷减少，由欧美金融危机触发的金融资产大贬值，使得这个恶性循环至今未得到破解，直接缩减了中国所能承接的外需市场；另一方面，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口红利开始超越中国，新一轮产业梯度转移开始由中国发端。
发达经济体自身难保，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创新与转型势在必行。
事实上，运用更高级的技术、追求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一些国际工厂开始撤离中国，因为这里工人工资增加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里本身就隐含着一个逻辑:继续留在中国市场的生产者应能创造更多剩余价值。
古典经济学派主张，规模报酬递减将导致经济增长递减并最终停滞。确实，某些特定创新带来的边际报酬可能在短期内递减，但从长期来看，知识和技术进步仍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最终动力。
尽管创新无法一蹴而就，但产业升级本身就会带来新的市场与需求。
上世纪50年代，日本常常为取得欧美技术支付高昂费用，但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发明创造，并产生了索尼、本田、东芝等一批世界级的公司，积累了大量财富。因此，中国政府应鼓励支持自有企业研发高科技技术和产品。创新并不总是那么神奇，一个好的设计也有很大价值，重要的是比竞争对手做得好那么一点儿，这就是创新。
应该看见，在需求减少时，市场这只“手”也会失灵。对于技术创新、基础学术研究、公共教育，市场之外的激励机制同样重要。但直接激励创新或许并非最好选择，应该相信生意人自己会意识到在哪里可以借助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不过政府建立一种“支持机制”仍然必要，比如检验测试一种新药是否有用，鼓励商学院更多地开设相关课程。
对于武汉这样一座大学众多的城市来说，在大学营造激励原创性研究的制度环境、让大学生更多地参与创新尤为重要。在剑桥大学，学生如果要拿高分首先是要提出高质量的问题，学校则帮助学生找出最有价值的问题，并不断挖掘新的研究方向。
科教要素
并不必然等于创新成果
卢锋
科教资源并不必然等于创新成果。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如何、科教资源在生产当中的比重有多大，需要综合考虑该区域的比较优势。
创新驱动确实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石油等资源的可耗竭性以及产地的地缘政治因素约束、高速城市化工业化密集消费资源带来的环境压力等，都迫使中国探索创新型发展道路。事实上，经济学分析正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性约束前提上，经济发展恰恰是要不断应对和超越特定资源或资源组合约束。19世纪，英国人担心煤炭耗尽后英国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最终发现石油作为煤炭的替代品；现在，石油也濒临消耗殆尽，各国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于是投入更多资源寻求替代能源。资源的短缺往往能迫使技术进步和创新发生，从而釜底抽薪地解决问题。
上半年，中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达到2477元，在过去的13年半时间里增长了3.78倍，年均增长12.3%。在国际分工中，中国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像三一重工、振华重工这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但同时应该看到，比起美国逾4万美元的人均年薪，中国仍在相当多的行业存在人口红利；而对于一些最为尖端的产品，比如药物，中国还没有研发能力。因此，不宜对创新在生产中的占比“拔苗助长”，更为明智的做法是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科学地推动创新与比较优势的结合。
具体到武汉，找准优势产业、降低科教要素的交易成本、激活科教要素的交易市场，至关重要。
科教资源同人力、资本一样，都是一种生产要素；创新则是要将这些生产要素重新排列，获得最优结果。要素会自由流动，并会最终流向交易成本最低、交易市场最为活跃的地方。因此，拥有科教要素并不必然获取创新成果。
科教资源并不发达的深圳，之所以成为我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城市，恰是因为其要素市场交易特别活跃，民营经济特别发达，民间金融业特别开放。
不应忽视的是，教育本身即是一个巨大的现代服务产业。围绕该产业做文章，或是武汉可以看清的比较优势之一。
做不好又舍不得
影响市场创新热情
徐长生
华中科技大学的3D打印技术被评为世界领先，武汉滨湖机电技术产业有限公司已成立十余年，但在产业化方面的脚步仍嫌不够。
这样的例子，在武汉不是个案。校办企业的体制制约犹未破解，科教成果转让市场的获利机制却未建立，“做不好”又“舍不得”的矛盾一再上演。市场机遇白白溜走。
创新之于武汉，既是比其他城市更为显性的优势，也是比其他城市更为迫切的课题。
武汉有百万大学生，高层次人力资源丰富；武汉有两院院士逾60名，科研实力突出；武汉有全国第二个获批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先行先试的体制机制空间不可谓不大……不难理解，创新被当作是武汉实现弯道超越、引领下个“黄金十年”机遇期的最重要支点。
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偏“重”，钢铁、船舶等传统优势产业备受产能过剩困扰，全国性的环境资源压力与人工成本上升未能幸免，武汉转型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迫切性又更甚于其他。
但在武汉，科教实力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的讨论，延绵至今；创新活力的激发与释放，还远不如意。
最为缺乏的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企业家缺乏背后是隐性的制度障碍。
既当厂长又当系主任，自己做不好又舍不得卖给市场。行政机构的政绩观与获利冲动未除，市场创新的热情就难以被点燃。
美国的自主创新成功有赖于三个主要制度：收入分配激励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风险投资收益制度。武汉虽然也出台了“黄金十条”、“民营经济56条”等政策，但如果以上三方面的基本问题未解决，就不会有乔布斯式的传奇财富故事；如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无法结合，就无法成为真正的硅谷，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
突破困局的方式或在于外在刺激。
引进具备核心优势的企业与企业家，带动武汉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非一日之功，从学习激励创新的形式，到习得创新氛围的精髓，开放的心态尤为重要。
相关新闻：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