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孤儿来湖北寻亲 四次盗窃进看守所只为找到家人
原标题：东北小伙四进看守所只为找家
昨天，洪山光霞村水果批发大市场强盛果行。个头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高大伟，一箱箱从堆得几米高的大货车上往下扛哈密瓜，用磅称过重后，又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边，身上的黑汗衫湿透了。
他的老板卢二妞对高大伟干活比较满意，心疼地拉高大伟坐下休息。这个中年女老板有着河南女子的豪爽，“孩子身世很可怜，20多岁了，没有身份，没有住所，不知道自己家住哪里，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进看守所只为混口饭吃
高大伟说，他的名字并不是他自己的，依稀记得是大姨儿子的名字。
高大伟今年25岁，这个年龄也不确切，记者是从他的那份刑事判决书上看到的：2011年，高大伟因为盗窃被判刑6个月，当时因为不知道他的真实年龄，警方给他做的是骨龄测定，显示当时的年龄是23岁。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1988年出生的。
“这孩子太可怜了，太可惜了”。今年8月27日，洪山区人民法院刑庭女法官董菲找到记者说。
董菲是高大伟的主审法官，2011年和2013年，高大伟两次判刑，董菲都是他的主审法官。第一次是判了5个月，这次是判了6个月。
“这孩子本质不坏，每次盗窃，都不会将失主所有钱财都偷光，只偷一小部分过生活”。董菲说，“我觉得我有义务去帮助他”。
2011年，董菲判高大伟有期徒刑5个月时，高大伟曾经在法庭上说过，他犯罪只是为了进看守所有口饭吃，有个栖身的地方。这令董菲心头一震。重新审查案卷，发现高大伟的身世很奇特。
没有“身份”打工都困难
“他5岁辗转来到武汉，唯一的记忆就是自己来自东北了，由于没有身份证，他打工就很困难，居无定所”。
2011年，了解他的身世和犯罪缘由后，董菲在宣判他的刑期后告诉他，“出狱后来找我，我帮你找份工作，不要再犯罪了”。然而，5个月刑期已满，董菲并未看到高大伟。
直到今年2月份高大伟再次出现在审判席上后，董菲再次成为他的主审法官。
“没办法，我没地方住，没工打，没有钱，只有盗窃了”。在法庭上，高大伟也很无奈。“我让你来找我，为什么不来”？“没勇气找，我觉得这个世上没人愿意帮我”。
董菲听了后有些心酸，“出狱后，你来找我，我帮你”。
今年8月25日，是高大伟刑满释放的日子，出狱后，他裹了裹自己的衣服，火辣辣的太阳照得有点让他睁不开眼睛，他不知到哪里去，一直走到了晚上，天太热，找了个网吧，由于没有钱，更没有身份证，他没办法上网，在网吧里坐了一晚上。
8月26日，他也没有钱过早，9点多，约莫法院上班时间到了，他到了洪山区人民法院，上楼找到董菲的办公室。不巧董菲开庭去了。他就一直在走廊里等，中午时，董菲在楼道上看到了他。
见了董法官，高大伟眼泪在眼眶里转了转：“董法官，我一天多没吃东西了，我想有个地方栖身”。
董菲赶紧跟他买了饭，看到他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大碗，董菲心里也不好受。这样下去确实不是个办法，否则，他还会继续走上老路，继续成为她案件中的被告。
下午，光霞村水果批发市场强盛果行的女老板卢二妞作为一个案件的当事人来到法院作证人，董菲眼睛一亮，将高大伟的遭遇一说，卢二妞很爽快，没有丝毫嫌弃，“到我那去打工，好好干，包吃包喝包住，一天70元，干不干！？”
高大伟点了点头，卢二妞一个电话，很快，她的儿子开车过来，将他接走，还带来了一套干净的T恤短裤，让高大伟换上。
5岁时带着一封信来到武汉
在“强盛果行”见到高大伟时，他已经在这里干了2天，卢二妞及丈夫都觉得小伙子不错，“肯吃苦，很勤快”。
看得出来，高大伟眼神里有迷茫、困惑和不安，双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但小伙子思维比较敏捷，还比较能谈。5岁以前的事还依稀记得一些。
5岁时，记忆中的他不知怎么就来到了武汉武昌火车站，“当时带在身上的就只有封信，对这封信的唯一的记忆，就是信中称他的名字叫“洋洋”，和他来自东北的身份。
高大伟的口音中，仔细听起来，还是带有点东北口音，但不是很明显。
高大伟说，自己刚来武昌时，以捡瓶子为生，每个瓶子五分钱，捡的瓶子卖了钱就有饭吃。这样，捡了几年，慢慢长大，一次偶然机会，到了东西湖九支沟，去一家刀削面馆吃面，老板没有像别人那样嫌弃他，反而对他很热心。他觉得老板老板娘人都很好，就经常去吃。慢慢的，老板了解了他的身世，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从此高大伟有了养父母。
可是好景不长，生活似乎一直在和他开玩笑，养父母的儿子因开车把人给撞了，得赔80多万，养父母不得不变卖家产赔给受伤亲属，生活压力骤然加大。他们已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儿子”的生活费用。于是，给了高大伟3000元钱让他自己去自谋出路。
在此期间，高大伟做过酒店洗碗工、屠宰场杀过牛、还卖过报纸，他说在屠宰场每天都要出口牛肉，杀牛是最苦的。每天一个人都得杀一两百头牛，都是人工杀牛，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谈及这段经历，他觉得“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是靠自己的劳力赚钱，也不觉得。”
但最后还是因没有一个身份，被老板怀疑，近几年，对身份证的要求特别高，高大伟每份工作都做不到很长时间。
“我堂堂一个男子汉，竟然没有起码的身份”，说起这段经历，高大伟眼睛又红了，不被这个社会接受和包容，对于他才是最痛苦的。
首次犯案是想警察帮他找家
“我没有家的概念，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什么时候。”高大伟说。“但这多年来，唯一的一点记忆，其中，就是爷爷和父亲的名字。”
高大伟说，为了时刻不忘记自己的身份，这20年来，他总要念叨一下爷爷和父亲的名字，他清晰地记得，他的爷爷叫高继生，他的父亲叫林怀喜，但为什么爷爷和父亲不是一个姓，他自己也并不清楚。
其实，在5岁到武汉的时候，他还记得他身上带有一封信，信中称他姓高，小名叫洋洋。 后来，因为时间太久，这封信也不见了，信的内容都记不清了。
高大伟的名字也有来历，2004年，因为想找到家又没办法找，他就想了个办法，盗窃犯案，这样警察会帮他找到家的。
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犯罪，当时，他进了看守所后，报上大姨的儿子名字高大伟，这是个有真实身份的名字，他的初衷是想让警察从这个名字找到他的家，但他失望了，他后来被自报名“高大伟”被判了刑，出来后，他索性就叫高大伟。
说到家庭，他的眼眶有点微微湿润，手也不自觉的动了。
记者注意到他手臂和身上有一道道刺眼的烫伤伤疤，问及缘由。他说，他还曾经扒火车车顶上辗转到了深圳，这些伤疤就是被车顶上端的电线电到的，被电后在深圳铁路医院住过一段时间。
到了2006年后，随着身份证管理更加规范和严格，没有身份证的他各项生活尤其不便。基本上寸步难行，特别是打工，没身份证打工根本就打不长。
记者从他的判决书上看到，他在2004年、2006年、2011年、2013年，都因盗窃被分别判刑。
“除了第一次是想警察找到我家我初次犯案外，其他三次全部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生存我才去盗窃，我有我自己的人格，我不想去盗窃，不想做个人人看不起的小偷，但我盗窃的目的主要是想找个固定的栖身之所，找个有热饭吃的地方，我最后一次盗窃我连那护士口袋里的钱都没偷，只偷了她一部IPAD”。
最大愿望是找到梦中的那个家
在几乎快要绝望的时候，他遇上了好人，高大伟说，他碰到了法官董菲，碰上了现在的老板卢二妞。
“如果不是他们，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还去偷，去抢，但那真的不是我要的生活”。高大伟说，在狱中这几年，很少跟其他犯人说话，怕跟着其他犯人学坏，一有时间就自己学习，他一天都没上过学，但通过自学，现在给他一张报纸，基本上都可以读下来。
强盛果行老板卢二妞拍着高大伟的肩说：“我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从现在起，你好好干，我把你当作我的第五个儿子”。
卢二妞当着记者的面说，他二十几年来经历了这么多事，命比较苦。干一段时间后，如果表现好，一个月会给他三千块钱，给他存一笔钱。到时候等他干出来了，会帮他开个果行，让他有自己的事业。”
找到自己的家，他的身份就可以解决。
高大伟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梦中的那个家：“自己的家不知道是在黑龙江、还是辽宁或吉林，只记得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中，周围的山坡以前还可以拉爬犁，他的小名叫洋洋，他大约5岁离家，爷爷叫高继生，父亲叫林怀喜，妈妈小名叫二妮，大姨妈有个儿子叫高大伟”。这就是高大伟对自己身世所有的记忆，他的家到底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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